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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管理哲学与经营商道 哲学与管理本是两种思想体系，但它们之间又有联系，而且很密切。哲学是管理的导航，管理是哲学的体现与实施。从管理学的历史看，西方是从企业经营管理开始认识管理的。相反，中国却是从哲学走向管理的。 一、管理哲学的来由 人类进入20世纪以来，科技与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各国与各区域之间的经济联系更加紧密，作为企业负责人，就必须要认清经营管理过程中的各个环节及相互联系，客观、公正、全面地去了解情况，做出决策。正确的决策会给企业带来积极的影响，而错误的决策会给企业带来消极的影响，甚至破坏企业的正常发展。因此，在经营管理企业过程中，要把企业看成是一个有“弹性”的机体，我们越是认清了它的规律并尊重规律，企业的经营管理活动才能被社会接纳，给社会带来正面的影响。 二战后，科技、经济、社会、政治、军事、文化各个方面的联系愈加紧密。企业不再是一个单纯的经济生产单位，企业就是一个社会，它已经和行政区域、地区、国家渐渐趋同。而作为企业的负责人已不再是局限于自己企业狭小范围的经理了。企业间的国际合作，连锁店、跨国公司的产生等，都足以说明企业的领导必须跳出纯经济管理的圈子，要具备一定的哲学素养，在考虑组织的效率、效用时，也要考虑其人文价值，方可成功地、称职地领导一个企业。企业及其领导的这种职能的变化丰富，也使得我们必须对领导活动进行哲学的思考，将其上升到哲学的高度，从而从中提炼出一些规律性的东西。 对“哲学”不管作何解释，有一点可以肯定：哲学是管理的一部分。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教授、英国剑桥大学客座教授克里斯托费·霍金森在1978年出版了《管理哲学》以后，又对领导中的哲学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1983年，出版了《领导哲学》一书，标志着管理哲学的创立。他认为，我们处在一个高度组织化的社会，人们在实际生活中不仅要注意提高组织的效率，强调领导的技术方面，还要注重领导中的人文因素，而不是把效率和效用仅作为组织价值，使组织失去人文价值。这就是说，领导和组织应提高人的价值、发展人的潜能，排除压抑人的创造性、降低人的价值、限制人的发展的行为和因素。因此，“哲学作为一种补偿的力量”必须对领导进行价值的、伦理的、情感的分析，建立一门管理哲学。 二、中国管理哲学发展 改革开放后，西方现代管理思维被迅速引入至我国企业管理之中。同时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原理来研究管理，将管理抽象为哲学的一种对象，并把哲学理论体现在管理哲学中，出现了各类以“管理哲学”命名的著作，运用对立统一、量变质变、否定之否定三大规律，以及现象与本质、形式与内容、必然性与偶然性等一系列范畴和方法论来研究管理。还有部分著作则把系统论、控制论和信息论等现代管理技术融入了这些规律和范畴中，甚至把管理哲学等同于系统学。但就当前我国经济、社会与企业管理的发展而言，目前对管理哲学的认识远远达不到与之相适应的要求，现在绝大多数企业管理奉行的是实用主义加机会主义，严格意义上来说，中国的企业管理实践还不足以产生独立的管理哲学。 三、以传统商道重塑中国管理哲学 商道有诸多要素，而哲学是最主要的要素。商道核心的哲学精神，就是和谐。商道的实质内涵简单说就是:以义制利，义以生利，见利思义，义利合一；己立立人，己达达人。其基本道理就是，以理性道义准则来规范、导引企业逐利行为，由此来构建和积累企业声誉资本，进而可以吸引更多的资源，可以为企业带来更多的商机，从而可以“生利”、增加财富；同时可以让企业在利益面前不会一味地、不择手段地追求，反而会抵御过度的冒险和危险的诱惑，能寻求与交易各方双赢的结果。自己渴望有所立达，也应帮助、协助他人有所立达。即使不能双达，也应该是以规范的规则公平竞争、择优胜出。这样，个人或企业就拥有很高的信誉度，就会“义利合一”，就成为愈加受人尊重的企业，由此可以带来新的资源和商机.这就进入了人生事业和企业发展的良性循环轨道中。归纳来说就是，一切事物，能够和于天时、地利、人和，就必然兴旺发达。 可以说，现代人用一大段话解释不清的道理，古人几个字就解决了。在中国讲管理哲学的简约、朴素和举重若轻，莫过于《道德经》；讲管理中的民本思想的缜密、厚重，莫过于孟子；讲管理谋略的周详、具体和可操作性，莫过《孙子兵法》；讲管理苛严、制度治理的杀伐之气，莫过于韩非子、申不害的言论；讲兼爱、非攻思想，莫过于墨翟；讲管理的攻击性及其规避方法——所谓“纵横术”，莫过于鬼谷子；讲管理者和被管理者的自我修养，莫过于《论语》。可以说，中国即使只有一个春秋战国时代，也为后世的中国管理——从价值形成到思辨力，从理论素养到操作技巧都准备了足够营养。 四、商道是管理哲学中的平衡之道 归结起来，商道其实是道德和利润的平衡之道。这种平衡之道体现的是企业管理哲学中的一种商业伦理精神。有道德的商人应该品行高尚、正直。在一个企业里，领导人的最大的责任是激发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