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黛云中国比较文学的拓荒者.doc

乐黛云:中国比较文学的拓荒者北大情结 八月里,她来到武汉,在北大新生接待处的安排下,他们一行十余人,顺江而下,经由上海、天津,不顾一切地奔向了北大。 北大果然名不虚传,自蔡元培先生担任校长以来,数十年间所形成的北大自由精神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来到这儿求学的每一位学子。乐黛云这个从山国里跑出来的女孩子,在故乡时接受了新派父母与西方文化的影响,对自由更仿佛有一种天然认同的能力。“全国最高学府浓厚的学术气氛,老师们博学高雅的非凡气度深深地吸引着我。”她睁大了好奇的眼睛,注视着这里的一切;凝神静听,担心漏掉了她所崇敬的先生们的每一句话语。其中尤其是听沈从文的国文兼写作课,废名的现代作品分析,她更是怀了浓厚的兴趣。先生们的教诲不仅丰富了她的学识,也陶冶了她的人格。到次年一月,平静的气氛就被北京城郊传来的阵阵炮声打破了。乐黛云参加了学生自治会的工作,一方面积极参加革命文艺的排练和演出,一方面通宵达旦地阅读俄国特别是苏联革命时期的文学作品。站岗护校,校对革命宣传品。乐黛云所表现出来的热情和无畏,引起了组织上的注意,她被吸收参加了党的外围青年组织。元月下旬,她与同学们在繁忙中迎来了北京城的和平解放。 1950年暑假,乐黛云被选派出席在布拉格召开的第二届世界学生代表大会。会后乐黛云又经历了一次选择。回国之前,她突然被领队的秘书长召见,问她是否愿意留在全国学联驻外办事处工作,待遇相当优厚,还有机会到莫斯科大学留学。这在许多人看来,是组织上的信任,也是十分难得的机会,没想到却遭到了乐黛云的拒绝。晚年当她回顾这件事时,说:“我对此引诱一口回绝,自已也说不清是什么原因。我虽然积极参加各种革命工作,但内心深处却总是对政治怀着一种恐惧之情。这种内心深处的东西,平常我自已也不察觉,但在关键时刻却常常决定着我的命运。”那种被她称之为“内心深处的东西”,固然有着一向恐惧政治的父亲的遗传,也同时是北大人的一种情结,是向往自由的精神,也是对文学、对学术的深深眷恋。此后不管是春光明媚,还是凛冽霜天,都没有能够改变她的意志。如同她后来所说:“我不敢肯定,我惟一敢肯定的是在那生活转折的各个关口,纵然再活千遍万遍,我的选择还是只有一个—叫匕大。” 北大毕业后,乐黛云留在系里担任现代文学史助教,她的指导教师是以《新文学史稿》名世的北大教授王瑶。乐黛云遂了留在北大的心愿,又是系上最年轻的助教,高兴自不必说。那时候她人了党,中文系党总支书记就是当年从武汉将他们一群新生领到北大去的程贤策。这样好的工作环境与人际关系,应当是造就人才的最佳组合;不久之后乐黛云也有了自已的小家,夫君是在北大哲学系任教的汤一介。家庭和美,事业顺遂,乐黛云满心以为党和国家把一切条件都准备好了,她只要放开手大干一番,定能站稳北大讲坛,摘取学术上的桂冠。乐黛云将母亲从贵州故乡接到北京,帮她操持家务,她像涨满了风帆的船儿,真的要出海远航啦! 凛冽霜天 谁也没有料到,1957年那阵无情的反“右派”狂风,打得她晕头转向,樯倾楫摧,刮落了她的风帆。 那是为了筹办一份年轻教师们自已的学术刊物。当她为了筹措经费去向先生们募捐时,受到了王瑶老师的严辞拒绝。这位充满睿智的文化老人,以他平生阅人历世的经验,洞察中国传统文化及其治者心态的目光,注视着她,向她提出严厉警告:绝对不要搞什么“组织”,出什么“同人刊物”,必须对那种大张旗鼓、来头很是蹊跷的“鸣放”热潮保持清醒的头脑……虽然王瑶先生当时未必就很清楚反“右派”会是一场成竹在胸的“阳谋”…… 乐黛云听从了严师的劝告,却已经来不及了。王瑶先生不幸而言中,乐黛云同她的年轻伙伴们果然被一网打尽。她本人首当其冲,成了北大中文系“反革命集团”“头目”,“极右派”,被开除团籍、党籍,开除公职,发配下乡,监督劳动,每月生活费16元。厄运到来时,他们的第二个孩子出世刚满月,系里某位领导发了善心,让她延迟半年下乡。半年期满,她已没有任何选择的权利,来不及同正在乡下办学的丈夫告别,第二天就凄凄惶惶地踏上了去接受“监督劳动”的乡村公路。 乐黛云在北京西郊大山里劳动改造的经历,后来她在国外进修时曾写入《面对风暴》一书。那种苦难一直持续到1962年底。5年的青春岁月,正是一个学人在学术上奠定基础,开始有所建树的黄金岁月,可是乐黛云那双本该紧握教鞭的手,只能去提起放猪的牧鞭;她那本该在中国最高学府中肩负学术重担的肩膀,却只能去将那些修水库、垒猪圈的石头一块一块地扛下山来。将近两千个日子,她只能在没完没了的苦工和蔑视的目光里度过,在看不见尽头的焦虑和对家人无尽的牵念里捱过。她每天“累得半死,回住处倒头一睡,千头万绪,化为一梦。”幸而被监管的右派里只有她一个女性,她得以住到一户老贫农的家里。而这户农家的老两口,正如同承载我们的大地一样,宽广、厚实、纯朴、善良,给予她无私的呵护与关爱,这才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