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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健科技体制改革探索之路 　　宋健,1984年任国家科委主任,1986年至1998年任国务委员兼国家科委主任,在共和国科技事业领导岗位上工作达15年之久。这是中国科技体制改革艰难探索的时期,也是取得长足发展和重要成就的时期。在党中央、国务院领导下,这一时期科技战线上的许多开创性工作和重大事件,为新世纪中国自主创新战略的确立实施和科技腾飞奠定了坚实基础。 　　 　　突破口:把科学技术洒向农村 　　 　　 　　“1984年,我受命担任国家科委主任职务的时候,有些如履薄冰,‘惶惶不可终日’。因为,有一个重大难题需要去破解,那就是寻找和开拓科技和经济结合的新路。” 　　宋健说:“科技体制改革并不像今天人们想象的那么简单。当时很多人尚不理解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改革开放的深远意义。” 　　“那时候农村改革起步不久,农民只会用传统方式种玉米、萝卜、白菜;城里人有买鱼的票,却买不到鱼。生产力低下使然。有一次我和几个朋友骑车转了一上午,走遍了前门、朝阳、东单、西单等地的许多菜店,才买了点小鱼……”难以忘怀的贫困经历,使宋健感叹“我们的农业真是太落后了”!“如果不靠科学技术发展农业,不仅农村没有希望,也满足不了城乡人民生活的需要”。 　　既然科研院所暂不能大动,国有大企业暂不能碰,那就“让开大道,占领两厢”吧。首先把科学技术洒向农村当成突破口。以面向农村、依靠科学技术发展农业为目标的“星火计划”,1986年开始实施,很快就形成了星火燎原之势!太行山的“星火计划”搞得有声有色,不到5年,全国85%的县都搞起了“星火计划”,真是“东方不亮西方亮”!当时的国家科委副主任杨浚坐着轮椅下去推广“星火计划”,每次回来都兴奋不已。 　　“改革开放为先进农业技术和农业新产品的引进敞开了大门。财政部拿出1亿美元,引进世界各国的好作物、良畜禽、新水产,同时开发自己的新品种。杂交稻、防虫棉,良鸡、优鸭、荷兰牛,罗非鱼、海湾扇贝,西兰花、大樱桃、红星苹果、硬柿子等都是在这个浪潮中引进或自己开发的。我们用对虾和美国交换他们的海湾扇贝,互通有无,互利互惠。”宋健说。 　　农民高兴,科技界动了心,各部门都高兴,都支持,??不着“大辩论”。 　　农业部搞了“丰收计划”,与“星火计划”齐飞共色,相得益彰。 　　科技体制改革,首先在服务农业过程中取得了新的知识。 　　宋健感慨地说道:“历史证明,社会发展要想预先想定一个模式,一般很难成功,大多要失败。就是要像小平同志说的‘摸着石头过河’,在实验中寻找和开创新的道路。我不相信世界上只有一条死路,一定另有通衢大路通向光明和美好未来,而且不只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 　　 　　火炬之光照遍神州大地 　　 　　继“星火计划”之后,探索科技、经济结合的另一个措施是“火炬计划”。科技部前部长徐冠华院士后来评价说,这个计划的成功在于“从根本上打破了从科技系统内部追求科技和经济相结合的局限,开创了一片广阔的新天地”。 　　“‘火炬计划’其实是和‘星火’一块提出来的,但因为一开始有些异议,1986年没有能够出台。”宋健说。 　　当时的背景是,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世界兴起了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为中心的科技革命浪潮,高新成果不断涌现,转化周期越来越短。陈芳允、杨嘉墀院士找到宋健,提出“应尽快用力所能及的资金和人力跟踪世界新技术发展进程”的想法,宋健热烈支持,建议向中央反映。1986年3月,王大珩、王淦昌、杨嘉墀、陈芳允4位老科学家联名给中共中央写信,提出了要跟踪世界先进水平,发展我国高科技的建议。小平同志对此高度重视,亲自批示:“这个建议十分重要。”“此事宜速作决断,不可拖延。”国家科委党组制定了100亿元的具体计划并组织实施,“863计划”由此诞生。 　　宋健告诉记者,“火炬计划”是“863计划”的姊妹篇,目的是在全国范围内建立高技术企业和开发生产高技术产品,决心改变高技术产品全部依赖进口的局面。 　　当时很多人并不理解“火炬计划”的深远意义。有人认为,高新技术是智力和资本密集型产业,中国经济初启,资金还不富裕,应以传统工业为主,发展高投入的高新技术产业与国情不符。但是宋健不这样认为。他意识到,“高新科技已成为跨世纪竞争的制高点和未来经济增长、社会发展与文明进步的主要推动力”。 　　1988年,机会成熟了。那一年,中央提出了沿海发展战略,以东部14个沿海开放城市为前驱,加快发展出口产业和贸易,以带动沿海地区的经济发展。“火炬计划”是依靠自己智力,自主发展高技术产业的计划,在大开放过程中与外部世界形成“你身上有我、我身上有你、犬牙交错的发展态势”。经上报国务院后立即得到批准。 　　“火炬计划”另一目的是把有市场价值的基础性、开发性研究成果推向市场,创办一大批科技型中小企业,推动研究院所实现“一所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