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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金融梦理想与现实 　　从“打造北方金融中心”到“建立现代金融服务体系”，口号的变化暗示了天津的“金融情结”正由激情走向理性 　　 　　从四年前重燃“北方金融中心”的梦想，到现在放弃这个口号，转而开始建立和完善现代金融服务体系，天津正变得越来越务实。 　　 　　20世纪初，天津是名副其实的北方金融中心，因此天津人内心中有个无法抹去的金融情结。“金融市长”戴相龙到任后，舆论把这个金融梦一时抬到了很高的地位。 　　2006年5月，国务院批准天津滨海新区为全国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正式纳入国家发展战略，允许几乎所有的金融创新和改革可以在滨海新区“先行先试”。此后，天津市的城市定位被国务院提升为“北方经济中心”。 　　背负着金融中心这个历史包袱的天津如何轻装上阵？天津在建立和完善现代金融服务体系上有哪些优势？体制的限制如何破除？理想与现实的距离有多远？ 　　 　　金融中心的包袱 　　 　　四年以前，当戴相龙从央行行长变成天津市代市长时，这位金融市长领衔打造的“北方重要金融中心”大幕便徐徐拉开了。接下来，一系列的举措，加上媒体的渲染，“天津打造北方金融中心”在赚足人们眼球的同时，也成了外界的共识。 　　如今，务实的戴相龙公开表示，相比金融中心的提法，还是“建立与北方经济中心相适应的金融服务体系为好。” 　　为何会发生这种变化？这种变化说明了什么？ 　　从历史上看，天津曾经一度成为名副其实的中国北方金融中心。从清末直至1928年以前，在当时全国性的大银行中，天津的“北四行”（金城、盐业、中南、大陆）的实力远超上海的“南三行”（上海、浙江实业、浙江兴业）。40年代，天津解放北路金融街上设有49家国内外银行，其中12家国内银行的总行设在天津；有270多家国内外保险机构，还有功能完备的证券交易所。 　　“金融中心对天津来说，是个久违了的词汇。”天津市社科院城市经济研究所陈柳钦教授对《经济》表示，在近代中国，天津曾与上海分享这一地位，因此天津人一直就怀有金融中心的情结，戴相龙任市长后，天津开始重新燃起金融中心的梦想。 　???2003年10月30日，一头以华尔街牛为原形的“金牛”落户天津友谊路金融街，这座全部由黄铜制作的“金牛”昂首奋蹄的形象向人们昭示着天津的金融梦想。根据规划，友谊路将着力建设国际金融服务区和国际经贸博览区；与此同时，开发区的滨海金融街也日渐成形。于是，天津人给友谊路金融街起了个名字叫“天津的华尔街”，给滨海金融街起的名字叫“天津的曼哈顿”。至此，“北方金融中心”的提法正式浮出水面。 　　那么，什么是金融中心？金融中心的定义什么？ 　　即使从必威体育精装版版的金融学教科书上也很难找到一个明确而统一的标准答案。在采访了多位金融专家后，记者发现他们的表述也不尽相同，但有一点是相同的，那就是金融中心不是“建成的”，而是由“历史和市场自然形成的”。 　　南开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金融系主任马君潞教授接受《经济》采访时指出，一般情况下某个地区经济发达后，一定会有部分金融功能跟上来，而形成金融中心则是历史和市场选择的结果，“金融中心不是建成的，你盖一堆大楼就是金融中心了吗？” 　　北京师范大学金融系主任贺力平教授对《经济》表示，一般意义上的金融中心是基于市场经济条件形成的，是在市场经济高度发达的基础上通过市场竞争自然形成的，比如伦敦和纽约，均经历了数百年的历史才成为全球金融中心。 　　作为一个金融中心，人们最容易想到的就是金融机构高度聚集。纽约华尔街不足一公里长的街道上就集中了几十家世界一流的大银行、保险公司、证券交易所以及上百家国际大公司总部；而整个欧洲80％的国际金融机构的总部都设在伦敦。同时，作为金融中心的城市还有发达的金融市场，全面而高效的金融服务，大量的金融交易，自由的资本流动，完善的法律制度等等。 　　“金融中心不是喊口号能喊出来的。”陈柳钦认为，从把天津建成“北方重要金融中心”到建立与北方经济中心相适应的“现代金融服务体系”的转变，反映了天津从激情到理性的变化。 　　中央财经大学金融系主任史建平教授接受《经济》采访时认为，建立和完善现代金融服务体系更符合天津的实际和特点，相比打造所谓金融中心更为现实，“戴市长本人就很低调、务实。” 　　 　　“尚方宝剑” 　　 　　不论是打造北方金融中心，还是建立与北方经济中心相适应的现代金融服务体系，金融这个词对天津来说，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2006年7月，国务院关于天津市城市总体规划的批复中，明确将天津的城市定位提升为“北方经济中心”。 　　此前两个月，国务院下发的《关于推进天津滨海新区开发开放有关问题的意见》（以下称“意见”）正式批准天津滨海新区为全国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标志着滨海新区正式纳入国家发展战略。 　　意见把鼓励天津滨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