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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关于语言与文化关系研究综述 　　摘 要： 语言与文化的关系作为一个跨学科课题，目前已有很多学者对其进行了讨论，并产生了很多研究成果。有些学者采用了传统的研究方法，也有些学者从新的视角来研究语言和文化的关系，并联系对外汉语教学实际，讨论如何在教学中实现语言和文化的“双赢”，提高学习者的跨文化交际能力的问题。本文对我国的这些研究成果进行总结和梳理，以对语言和文化关系有一个较为全面的认识。 　　关键词： 语言 文化 对外汉语教学 　　 　　一、引言 　　国外对于语言与文化关系的研究有将近一百年的历史，产生了很多较为重要的理论，如沃尔夫假说和前苏联的语言国情学，这些对我国关于语言和文化关系的研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鉴于篇幅有限，本文只梳理我国对语言与文化关系的研究成果。 　　我国对语言与文化关系的研究可追溯到上世纪五十年代，罗常培先生在《语言与文化》一书中，从词语的涵义方面探讨了语言和文化的关系，是国内对语言与文化关系研究的滥觞。继而兴起了多种关于语言与文化关系的讨论，也产生了几个流派，如“双向交叉文化语言学派”，“全面认同文化语言学派”和“社会交际文化语言学流派”（束定芳，1996），以及多个学科分支，如文化语言学、社会语言学、方言语言学等。这些研究证明，文化和语言的关系错综复杂，对其的研究具有跨学科的性质，采用不同的研究方法就可以得出不同的结论。这些结论不仅不互相冲突，而且从不同的方面完善了对语言和文化关系的研究。本文从以下两个方面来梳理已有的研究成果。 　　二、语言与文化的关系 　　（一）语言与文化的定义 　　研究语言与文化的关系，我们首先要明确何为语言，何为文化。“从语言的结构特征来看，语言是个符号系统。它是一个由音位、语素、词和词组、句子和篇章等构成的层级系统。从语言的功能特征来看，语言是个工具，是个思维的工具、交流的工具”（束定芳，1996）。关于语言的定义争议不大，但关于文化的定义历来众说纷纭，国内外有两百多种定义。季羡林先生（1995）曾指出文化的定义“最好还是不下”，同时他认为：“文化???是非常广义的，就是精神方面、物质方面，对人民有好处的，就叫做文化。” 　　（二）关于语言与文化关系的研究 　　上文已提到，我国对语言和文化关系的研究始于上世纪五十年代，至八九十年代研究成果已颇丰，进入新世纪也出现了一些较为新颖的理论。顾嘉祖（1998）曾说：“任何对语言三要素的研究与使用语言的人分离开来，脱离社会文化环境研究语言三要素，我们的研究有可能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语言和文化的不可分割性，这是毋庸置疑的。在这个大前提下，对于语言和文化的关系大致有以下几种观点。 　　1.包含关系 　　这是一种较被认同的观点，也是较为折中的观点。王魁京（1993）、束定芳（1996）和杜道明（2008）都持这种观点，他们认为：“如果说文化是涉及人类生活方方面面的一个大系统的话，那么语言就是其中的一个子系统。”（杜道明，2008），“二者的概念有大小之分，有包容与被包容之分。”（杜道明，2008）“作为人类传递信息的工具――语言，它是人类文化总体的组成部分，又是人类文化的传播媒介。”（王魁京，1993）即语言是文化的一部分，而且是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2.反映与工具关系 　　还有两种较为普遍的观点：语言是文化的反映，这是语言与文化的反映关系；“语言是文化的载体” （束定芳，1996），这是语言与文化的工具关系。但随着人们的认识不断深化，大家逐渐注意到这种表述并不准确。刘君涛（2000）指出：“我们不能把语言简单地看成是反映社会文化生活的一面镜子，语言与文化的关系不可能仅仅是反映与被反映的关系。”杜道明（2008）则认为“语言是文化的载体”不够全面，他主张“语言是文化的凝聚体”这一说法。传统的反映和工具的关系倾向于认为文化重于语言，而刘君涛（2000）和杜道明（2008）则认识到语言也会对文化产生重要影响，语言也具有一定的主体性。语言作为文化的一部分，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3.决定关系 　　戴昭铭（1996）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值得采纳。他在《文化语言学导论》中指出：“语言和文化谁产生谁，谁决定谁和谁影响谁，实际上不过是一个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不值得、不必要也不可能求得一言以蔽之的解答。”这就提醒我们不能简单地看待语言和文化的关系。 　　还有学者是从具体的方面来研究语言和文化的关系，如王魁京（1993）是从语言的各个平面研究了其与文化的关系，如语音、词汇和语法与文化的关系，这对对外汉语教学是有指导作用的。戴昭铭（1996）则从文化的各个层面和语言的关系进行了论述，他从思维、哲学、政治、宗教和文学艺术等方面探讨了语言和文化的关系。 　　三、对外汉语教学中的语言和文化的关系 　　（一）对外汉语教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