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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免税作用机理分析 　　减免税实施的主体是国家授权的政府，客体是纳税人。从政府角度看，减免税的实施意味着在一定的时间和范围内，政府的可支配财政收入的减少，而这种减少在不同的政府之间的分摊比例是不同的。从纳税人的角度看，减免税政策的获得意味着在同等的资源使用情况下，纳税人的获利增加，在利益的驱动下，纳税人将会增加投入、增加工作时间或改变投入方式以获得更多的比较利益，无形地扩大了税基，这正是减免税的经济刺激调节作用所在。短期内，政府的财政收入可能减少，长期地政府的财政收入可能会因税基的扩大而得以弥补，甚至会获得超额的回报。表面上看，减免税的实施所影响的是政府的财政收入和纳税人的当期利润，但在一个完整的经济系统中，政府财政收入和纳税人的利益调整所引发的一系列的变化却是复杂的。 　　一、减免税的财政收入效应与政府行为 　　政府的财政收入既是一个存量又是一个流量，存量取决于一定时间和范围内纳税主体的经济结构和规模，也就是税率和税基问题，而流量取决于纳税主体的经济扩张速度和增长质量。总体上减免税具有经济增长效应，但减免税与经济增长存在时滞，难以同时出现在经济生活中，往往是减免税在先而经济增长在后，减免税效应存在代际转移问题。减免税效应的代际转移问题与现行的政府官员体制结合在一起，减免税问题就由一个简单的经济问题而演化成为一个复杂的社会问题。政府职能的履行是以一定的财政收入为物质基础的，在政府官员任期制和财政收入的双重约束下，从理论上，政府官员首先应选择其任期内政府职能的正常履行，也就是说在正常履行职责的利益驱动下，政府官员应对减少其当期财政收入的任何行为持谨慎态度，包括减免税。由此我们可以逻辑地推出由于减免税而引起的地方政府当期财政收入的减少本身对政府官员的减免税行为具有约束作用，然而在减免税高度集中、地方财政普遍困难的情况下，各级政府官员却大量的使用减免税政策，这似乎就存在一个减免税悖论。事实上，分税制与政府财政收入的不规范加重了不同层级政府之间利益分配中的机会主义行为。税收的减免意味???税制刚性与柔性同时并存，理论上，上级政府的财政收入依赖于税收的刚性，而下级政府的财政收入却依赖于税制的柔性，其结果在上级政府与下级政府的利益分配的动态博弈中，地方政府利用其信息优势在税收体制内无限的扩大税收的减免，而在体制外大规模的收费，以弥补减免税所造成的财政收入缺口。如果就其本意上来说，收费也是财政收入的一种形式，因此费的收取、支配和使用应该纳入政府预算体系中进行管理，然而由于费的收入不确定性、不规范性和使用中的随意性、非规范性使地方政府的费的收入脱离于财政预算的管理，诱致地方政府对收费的偏好超过对税收的偏好，导致其行为的严重扭曲。地方政府一方面利用职权立项收费，“乱收费”现象愈演愈烈，另一方面通过 “费挤税”，侵蚀国家的税基。一些地方和部门利用体制转轨过程中的某些漏洞“化税为费”，通过擅定税收减免条款，“藏富于民，藏富于企业”，然后再以收费的形式把部分应通过税收上缴国库的收入转化为地方和部门的收入，实际上截留了中央的税收收入，削弱了中央财政实力。 　　二、减免税的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效应 　　就私人部门而言，减免税意味着在同等条件下，企业成本的降低，相应地提高了企业的投资回报率，从而对资本具有极强的引导效应。但减免税是在一定的时间和空间范围内存在，其减免对象是特定区域内的部分私人部门，而非一种“普惠制”，显然地，如果某个地区、某个部门存在减免税，必然会诱使资本的大量聚集。从我国减免税政策的应用实践的整体看，减免税政策的实施吸引了大量外资，我国已连续多年成为发展中国家利用外资金额最多、增长速度最快的国家。大量的国外资金的流入缓解了经济建设的资金“瓶颈”。截至2002年底，外商对华投资累计设立外资企业42.4196万家，实现工业增加值8091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3.3%，占全国工业增加值的比重达25.7%，出口额1699.37亿美元，同比增长27.6%，占全国出口总值的52.2%，其出口增加值占全国增加值的61.9%。外商投资企业的迅猛发展，既提高了我国工业产品的加工水平，也推动了进出口贸易的大力发展，特别是外商投资企业带来的国外先进技术和企业管理经验，极大地促进了我国经济的发展。从区域经济发展角度看，在“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指导思想下，我国在全面普遍的税收减免同时，实行阶梯性的区域税收优惠，东部沿海地区享受的减免税优惠高于其它地区，形成税收的“凹地效应”，在吸引大量的外国资本的同时，也吸引我国中西部欠发达地区的资金、人才、劳动力等生产要素向该地区集中，有力地推动了东部沿海地区经济的发展，而在广大的中部和西部地区却由于资金匮乏，民间投资欠缺，经济发展落后。经济发展落后直接影响到地方财政收入，造成地方财政困难。在行政权利缺少监督的现实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