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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犯与身份法律规定存在的问题及其完善 　　摘要：从狭义刑法和司法解释规定角度阐述了共犯与身份的法律规定现状，指出了中国共犯与身份法律规定存在的问题的焦点是刑法总则没有相关规定，而分则规定适用面又很窄；刑法规定与司法解释以及司法解释与司法解释之间存在矛盾、冲突。最后提出中国共犯与身份法律规定的完善建议。 　　关键词：身份共犯 现状 问题 建议 　　中图分类号：D9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1）24-0284-03 　　一、中国共犯与身份法律规定现状 　　（一）刑法规定现状 　　关于身份共犯的定罪处罚问题，很多国家和地区的刑法总则都作了明确的规定。例如，中国台湾地区的刑法规定，“因身份或其他特定关系成立之罪，其共同实施或教唆帮助者，虽然无特定关系，仍以共犯论”；日本刑法规定，“凡参与因犯人身份而构成的犯罪行为的人，虽不具有这种身份，仍是共犯。” 　　中国现行刑法总则没有关于身份共犯的原则性规定，在刑法分则中仅有个别规定，如《刑法》第382条第3款规定，“与前两款所列人员勾结，伙同贪污的，以共犯论处。”其中，“前两款所列人员”是指《刑法》第382条贪污罪规定的具有特殊身份的人，即国家工作人员以及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委托管理、经营国有财产的人员。显然，该条第3款是指非身份犯与身份犯伙同贪污的，非身份犯以共犯论。 　　（二）司法解释现状 　　中国各个时期司法解释对具体一些身份共犯的处理有一些规定。主要有： 　　1.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当前办理强奸案件中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答》指出：“妇女教唆或帮助男子实施强奸犯罪的，是共同犯罪，应当按照她在强奸犯罪活动中所起的作用，分别定为教唆犯或从犯，依照刑法有关条款论处。” 　　2. 1998年4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挪用公款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释》第8条规定，“挪用公款给他人使用，使用人与挪用人共谋，指使或者参与策划取得挪用款的，以挪用公款罪的共犯定罪处罚。” 　　3. 2000年6月27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贪污、职务侵占案件如何认定共同犯罪几个问题的解释》规定，“（1）行为人与国家工作人员勾结，利用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便利，共同侵吞、窃取、骗取或者以其他手段非法侵占公共财物的，以贪污罪共犯论处；（2）行为人与公司、企业人员或者其他单位的人员勾结，利用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人员的职务便利，共同将该单位财务非法占有，数额较大的，以职务侵占罪共犯论处；（3）公司、企业或其他单位中不具有国家工作人员身份的人与国家工作人员勾结，分别利用各自的职务便利，共同将本单位的财物非法占为己有的，按照主犯的犯罪性质定罪。” 　　4. 2003年4月16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非司法工作人员是否可以构成徇私枉法罪共犯问题的答复》规定，“非司法工作人员与司法工作人员勾结，共同实施徇私枉法行为，构成犯罪的，应当以徇私枉法罪的共犯追究刑事责任。” 　　以上各个时期的司法解释，虽不具有普适性，但为处理具体案件中的共犯与身份问题提供了依据。 　　二、中国共犯与身份法律规定存在的问题 　　中国刑法理论界和司法实践部门在处理共犯与身份问题上之所以存在较大争议，笔者认为主要是由中国刑法的立法缺陷所造成的。问题的焦点表现为：刑法总则没有相关规定，而分则规定适用面又很窄；刑法规定与司法解释以及司法解释与司法解释之间存在矛盾、冲突。 　　1.从刑法总则上看，关于无身份者与有身份者共同犯罪的定罪处罚问题，大多数国家和地区都有明确规定，而中国却没有这样的原则性规定。我们知道，刑法总则对犯罪的定罪处罚具有重要意义，有利于在总体上对刑法分则予以指导。如果在总则里对共犯与身份有原则性规定，那么除了分则有特殊规定外，在实践中就可以按照总则的规定对共犯与身份问题进行处理；同时，总则的规定还有利于统一对犯罪的定性和处罚，防止在类似案件的处理上出现偏差。 　　2.从刑法分则上看，一般而言，其规定只适用于分则自身所涉范围，不可任意扩张。每一种犯罪都有成立共同犯罪的可能，如果对此在刑法分则中逐一加以规定，势必使刑法条文冗长烦琐，造成不必要的重复，甚至出现法律条文间的矛盾和冲突。在立法上，从对个别共同犯罪加以惩罚，到共同犯罪发展为一种刑法制度，正是刑法进化的结果，有其历史必然性。所以，在刑法总则中对共同犯罪加以规定，使其适用于刑法分则规定的各种犯罪，这不仅减轻了刑法条文的繁褥，而且便于司法实践。 　　3.就《刑法》第382条第3款规定来说，有学者认为这条规定虽然不是总则性的规定，但为解决类似问题提供了法律指南。笔者认为此观点有失偏颇。在刑法总则无原则性规定，而在大多数刑法分则规定以特殊身份为主体条件的犯罪无类似规定的情况下，根据刑法原理和逻辑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