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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视人文学者在重大决策上的话语权 　　《中华工商时报》2005年12月20日刊文“解密‘十一五’智囊团”，公布了国家“十一五”智囊团的37名智囊名单，其中有10位两院院士，有17位经济学者，还有多位政策研究者，但无1位人文学者。这份智囊名单的确定，虽然具有相当的合理性，但鉴于“十一五”规划强调用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所以名单中如果能有人文学者，也许具有更大的合理性。这份智囊名单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目前存在的一种引人注目的现象，即在参与国家发展和改革某些重大决策落实的思考和研究上，院士、经济学者和政策研究者掌握较多的话语权，而与院士、经济学者思考和研究方式不同并更注重人文关怀和人的发展的人文学者，以及与政策研究者思考和研究方式不同并更注重独立思考和创新思维的学术研究者，相对而言掌握较少的话语权。联想到目前在国家发展和改革某些重大??策的思考和研究上，落实在口头上和文字上的空话套话和表面文章似乎不少，而实事求是和与时俱进的具体化和指标化的思考和研究成果，以及具有全局性、战略性、前瞻性、基础性、系统性的深层次的高水平的思考和研究成果确实不多，感到其中原因固然颇众（如研究体制机制问题、功利化和工具化的价值观、某些思考和研究成果观点偏颇、低水平重复、理论脱离实际等），但值得重视的一点是未在形成某些重要价值共识的基础上，真正建立包括人文学者在内的社会各种重要思考和研究力量及智慧相互渗透、有效互动、合理碰撞和科学整合的机制。 　　尽管我们强调在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趋势加速发展的今天，以经济实力为核心、科技实力为先导的国际竞争日趋激烈，从这种意义上说，重视科技界的院士和经济界的经济学者是理所当然的。但从国家发展和改革的任何重大问题都是极其复杂而庞大的社会系统工程，都需要从多层面、多角度、多向度、多维度去考虑的意义上说，伴随我国经济发展和科技发展而出现的，并影响我国经济实力和科技实力进一步提高的某些深层次矛盾和问题，有时并不在经济和科技本身，而在经济和科技之外,其中不乏源于文化和社会等更深层面者。所以在如何进一步提高我国经济实力和科技实力，以及如何科学论证国家“十一五”规划《纲要》等国家发展和改革某些重大决策落实的思考和研究上，我们在重视院士、经济学者话语权的同时，也要重视与院士、经济学者思考和研究方式不同并更注重人文关怀和人的发展的人文学者的话语权。 　　在对问题的思考和研究上，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事务型领导只想一步，政策研究者能想两步，自然科学者、技术科学者和社会科学（政经法社等）者能想三步，而人文科学者能想四步甚至更多。换个角度说，在对问题的思考和研究上，人文学者虽然有时具有把简单问题复杂化，以及重视理论轻视实践的不足，但也具有擅长厚积薄发和旁征博引，擅长理性批判和理性反思，擅长目的意义而非工具意义的思考和研究，擅长智慧性而非技术性的思考和研究，以及擅长长时段而非短时段的思考和研究的独特优势，有时想问题可能会更全面、更长远、更深刻些。例如，我在北京大学从事属于跨学科性质的中国社会史（学术界有人将“社会史”定性为“新史学”，因“社会史”学者特别注重历史研究的跨学科新思维）研究和教学已20多年。我们中国社会史学者在上世纪80年代初期，就致力于强调要将历史研究格局中政治史、经济史、文化史三位一体，改为政治史、经济史、文化史、社会史四位一体。而去年中央更加明确地提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总体布局，由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三位一体，发展为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四位一体。这虽然不能说与我们中国社会史学者的长期强调有多大关系，但起码在客观上也有一定的殊途同归之处。 　　随着国家发展和改革的日益向纵深发展，深层次矛盾和问题的逐渐凸显，随着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以及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等重要理念的深入人心，人文学者在国家发展和改革某些重大决策上的话语权应该受到更多重视。这些重大决策的落实都是长期而艰巨的重大历史任务，主要包括：如何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如何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如何切实推进某些深层次的重大改革；如何用科学发展观成功指导新的实践；如何扎实解决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突出问题；如何妥善处理经济、人口、环境和资源的关系；如何科学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如何真正落实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如何尽快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和建设创新型国家；如何着力打造并向世界成功展示中国以和合文化为支撑的“软实力”；如何更好维护国家安全和最大限度实现国家利益；如何努力构建和平稳定发展的两岸关系；如何做到在经济持续发展的同时确保国民健康、幸福共享、政局安定、社会和谐、文化发达、道德高尚、环境友好、资源节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