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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贡献 　　摘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问题，也是中国社会革命与改革的需要。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毛泽东作出了巨大贡献。邓小平则担负了新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任务。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科学地评价毛泽东思想，领导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积极投身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事业，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新的理论成果。 　　关键词：邓小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贡献 　　中图分类号：A849 文献标识码：Ａ文章编号：1003-949X（2008）-04-0016-02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问题 　　 　　马克思主义创立时提出这样一个观点：“工人没有祖国”，但是工人“本身还是民族的”。[1] 这样一个观点，揭示了工人阶级的一个基本特性-无产阶级的世界性、国际性蕴涵在民族性之中，所以中国工人阶级在接受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过程中，就不可避免要解决马克思主义理论世界性与民族性的矛盾。因为“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2] 一个民族成功地实践着马克思主义，一定会给马克思主义增添新的语言、新的内容，为马克思主义带来自己的民族风格。 　　十月革命是把马克思主义成功地运用于俄国社会实践而产生的列宁主义的伟大胜利。1920年，列宁阐明了俄国布而什维克在理论与实践统一的马克思主义民族化方面取得的一些基本认识与基本经验：“每个国家的工人运动在取得对资产阶级的胜利之前虽然都要预先经过本质上相同的锻炼，但这一发展过程又是按各自的方式来完成的。”“只要各个民族之间，各个国家之间的民族差别和国家差别还存在（这些差别就是无产阶级专政在全世界范围内实现以后，也还要保持很久很久），各国共产主义工人运动国际策略的统一，就不是要求消除多样性，消灭民族差别（这在目前是荒唐的幻想）。而是要求运用共产党人的基本原则（苏维埃专政和无产阶级专政）时，把这些原则在某些细节上正确地加以改变，使之正确地适应民族的和民族国家的差???，针对这些差别正确地加以运用。在每个国家通过具体的途径来完成统一的国际任务，战胜工人运动内部的机会主义和左倾学理主义，推翻资产阶级，建立苏维埃共和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时候，都必须查明、弄清、找到、揣摩出和把握住民族的特点和特征，这就是一切先进国家（而且不仅是先进国家）在目前历史时期的主要任务”，[3] 列宁的作为为我党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了榜样。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4] 中国共产党在对待马克思主义问题上出现过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一种是教条主义的态度，一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早期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过程中走过许多弯路，犯过多种错误。正是与这些错误的斗争中，渐渐地认识到要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极端重要性。1938年，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作了《论新阶段》的报告，在报告中，毛泽东第一次明确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命题和任务，并带领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投身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伟大事业中，并在实践中形成了毛泽东思想。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面临着新的历史任务，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指导社会主义实践，需要新的探索，历史的任务落在了邓小平的肩上。 　　 　　二、邓小平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贡献 　　 　　邓小平作为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和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以传奇的革命经历、丰富的实践经验、卓越的领导才能和崇高的政治威望，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事业作出重大贡献，这些贡献概括起来主要有： 　　（一）坚持实事求是思想路线，保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正确方向 　　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是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实践过程中提出的，它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从根本上指明了方向。这条思想路线的确立对中国共产党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可以说，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取得的每一个胜利，都是坚持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结果；而在其中遇到的挫折，发生的失误，都是违背、偏离它的表现。在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探索时期，毛泽东虽然做出了艰辛的努力，取得了一些成果，但从总体上看还是渐渐地偏离了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给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和中国人民带来了沉重灾难。 　　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面对着百废待兴，急需拨乱反正的局面，邓小平坚决地批判了“两个凡是”的思想。他指出“‘两个凡是’不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马克思、恩格斯没有说过‘凡是’，列宁、斯大林没有说过‘凡是’，毛泽东同志自己也没有说过‘凡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