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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对中国传统实践理性的继承和发展 　　[摘要] 　　中国传统实践理性的基本特点可以概括为注重实际，讲求实效，崇实黜虚，经世致用，其精神实质是实事求是。这种实践理性在中华民族的历史延续中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但也不可避免地存在着某些历史局限。邓小平正是通过继承和发展中国传统实践理性，冲破了“两个凡是”等“左”倾思想的束缚，重新确立了我党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并通过提出“不搞争论”、“摸着石头过河”、“猫论”、“三个有利于”等实践观点，以及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两大主题和我国目前尚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等重大理论，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科学社会主义的新境界。同时克服了中国传统实践理性的历史局限，对其实现了历史性超越。 　　[关键词] 　　邓小平；中国传统实践理性；继承和发展；实事求是；实践观点；国情世情 　　[中图分类号]A8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999(2011)01－0103－06 　　 　　以儒家文化为主体的中国传统文化，既不同于希腊文化的抽象思辨，也不同于印度文化的追求解脱，而是具有实践理性的特征。这种实践理性的基本特点可以概括为注重实际，讲求实效，崇实黜虚，经世致用，其精神实质是实事求是(我党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则是这一思想传统的继承和发展)。这一理性精神在中华民族的历史延续中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它使中华民族历经数千年各种内忧外患而不倒，最终得以延续和发展。这在全世界是独一无二的。能做到这一点，其原因主要在于，蕴含于中国传统实践理性之仁学结构之中的，那种“爱人”、“安人”、“博施于民而能济众”的人道精神和“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无终食之间违仁”的人格理想，那种重视现实、讲求实效、经世致用的理性态度，那种乐观进取、“当仁不让”、“舍我其谁”的实践精神，那种“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民族责任意识和英雄气概，等等，都曾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上感染、教育、熏陶了无数的仁人志士，为中华民族的历史延续和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正如鲁迅先生所说：“我们自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且介亭杂文?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但另一方面，中国传统实践理性也不可避免地存在着某些历史局限。如由于其所强调的实践主要是人们的道德实践，而不是广大人民群众改造自然、社会和自身的社会实践，因而未能正确揭示社会发展的动力机制，并用来指导人们的实践，促进社会的发展；由于其过分关注人世现实，强调理论与现实实用的结合，相对忽视科学的抽象思辨的作用，致使中国古代科技具有鲜明的实用性特征，缺乏理论的深入发展和纯思辨的兴趣爱好；等等。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开创者的邓小平，正是通过继承和发展中国传统实践理性，冲破了“两个凡是”“左”倾思想的束缚，重新确立了我党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并通过提出“不搞争论”、“摸着石头过河”、“猫论”、“三个有利于”等实践观点，以及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两大主题和我国目前尚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等重大理论，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科学社会主义的新境界。同时克服了中国传统实践理性的历史局限，对其实现了历史性超越。 　　 　　一、坚持崇实黜虚，冲破了“两个凡是”等“左”倾思想的束缚，重新确立了我党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中国实践理性历来具有崇实黜虚，反对空谈，经世致用的传统。据《论语》记载，孔子“所重：民、食、丧、祭” 　　(《尧日》)。所以“不语怪、力、乱、神”(《述而》)。强调“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雍也》)。“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先进》)并且很少谈论“性与天道”。因此他的学生子贡曾发出感慨说：“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公冶长》)在学习态度方面，孔子不仅提倡“敏而好学，不耻下问”(《公冶长》)。“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为政》)而且提倡学以致用：“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子路》) 　　邓小平继承并发展了中国实践理性的这一传统，在用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形成了一种以求真务实为特点的思维方式和工作风范，为中国革命和建设，尤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创，做出了重要贡献。 　　邓小平求真务实的思维方式和工作风范，即使在1975年的“文革”时期，也表现得淋漓尽致。1975年1月，邓小平刚刚复出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就以他那非凡的勇气和魄力，冒着巨大的压力和风险，对“文革”的“左”倾错误进行纠正，在经济、军事、教育、科技和文化等领域开展了全面整顿。其工作包括：从一系列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