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自己路新中国新闻教育改革“先声”.docVIP

走自己的路新中国新闻教育改革的“先声” 　　【摘 要】本文具体勾画并分析1956年复旦大学新闻系的教育改革举措,从而表明,这些举措有着其内在的逻辑一致性,即为了探索如何构建适应新中国新闻教育的模式和路径。就探索本身看,显然是因应当时整个中国情势,但就其改革举措本身,明显带有复旦的特色,与当时担任系主任的王中有着极大的关系。复旦新闻系1956年的改革,既是中国新闻教育的一个历史缩影,同时也为中国新闻教育后续的改革,提供了经验和基础。 　　【关键词】1956年;复旦新闻系;新闻教育;探索 　　【中图分类号】G214【文献标识码】A 　　 　　1952年院系大调整,复旦大学新闻系面临停办之虞。理由很是简单,据说当时的苏联,办新闻系是党校的专利。“老大哥”榜样在先,依样葫芦自在情理。在此命悬一线之际,时任校长的陈望道急忙出手,腾挪通天术法,求得一粒“九转金丹”――周恩来(一说是毛泽东,??无从考证)一个批复:“复旦新闻系是望老的事业,他要办就让他办吧”[1],复旦新闻濒死又生,于是便成就了今天的八十大寿。 　　中国大学新闻教育,是于上个世纪二十年代产生并迅速推开,复旦新闻系的创办是1929年,算抓住了第一拨浪潮的尾巴,自然不是最早。但是,自出生后任凭风吹雨打,却始终不倒并健健康康走到今天的,在中国新闻教育史上,只此一家。“日月光华,旦复旦兮”,其八十年的岁月沧桑,说是中国高等新闻教育历史的一个缩影,并不太过。正因如此,重新考察、审视复旦大学新闻教育的足迹,也就有了不同寻常的意味。 　　本文将把目光投射在1956年的复旦大学新闻系。因为正是在这一年,复旦大学新闻系异常活跃,对于教学方案、教材编写、学术研究、资料搜集、师资培养等等,多有创造性改革设想和举措。引起我们注意和思索的,不是其最终结果及其产生的影响,而是为何在这个时候有这样的一种改革冲动和实践,它对中国的新闻教育究竟意味着什么? 　　 　　(一) 　　 　　就大背景看,刚迈入1956年的整个中国知识界,都处于一种激动和兴奋之中。1月,中共中央召开知识分子会议,认为“在社会主义时代,比以前任何时代都更加需要充分地提高生产技术,更加需要充分地发展科学和利用科学知识。”[2]毛泽东号召全党努力学习科学知识,同党外知识分子团结一致,为迅速赶上世界先进水平而奋斗。[3] “向科学进军”,就此拉开序幕。 　　1月31日,复旦大学校委会通过《关于科学研究工作当前要求的决议(草案)》,各系的科学研究工作也相继推进[4]。在这一股热潮中,与校内文科其他系科相比,新闻系的表现应该是不差。有一例证,在陈望道校长该年5月份的一个讲话中,点名表扬了新闻系,因为其所召开的科学讨论会次数,在文科中名列前茅,仅次于数学系、化学系和物理系。[5] 　　“科学研究”的外延很是宽泛,不过在新闻系的多次讨论中,其重点看起来是十分明确的。在1956年制定的《新闻系十二年科学研究工作纲要(草稿)》中,就有着这样的规划: 　　根据本系缺乏教材的特点,必须把科学研究与教材建设紧密结合起来,科学研究必须为教材建设服务。[6] 　　据不完全统计,1949年9月以前全国共印行新闻学专著468种,内容涵盖了新闻学概论、新闻事业、新闻业务、中外新闻史等各个方面,其中不乏徐宝璜、邵飘萍、戈公振、任白涛、黄天鹏等新闻教育名家的力作[7]。但新中国建立后,这些出自“旧新闻教育”的教材,自然被弃之不用。 　　其实,改革教材,使之适应新中国的需要,是解放后所有高校都需解决的难题。在1949年12月的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确定了指出了建设新教育的三个途径,即以老解放区新教育经验为基础,吸收旧教育某些有用的经验,借助苏联教育的先进经验。改革旧教育,建设新教育,是贯穿建国头三年教育工作的主线。[8]解放初期,教育部成立了高等学校教材编审委员会,截止1951年,共编译文科教材467种,但这些自编教材仍然大多“脱胎于欧美”,且“大部分是学校油印或铅印的讲义”,[9]不能尽如人意。 到了1952年,全国“一边倒”学习苏联,“以苏为师”,在苏联专家的指导下,仿照苏联模式制定了系统的教学计划和教学大纲,并编译了教材和讲义。复旦新闻系也不例外,自1954年6月起,依苏联莫斯科大学新闻系办学模式修订教学计划,将原有的《新闻学概论》、《新闻编辑》、《报纸群众工作》合并为《新闻工作理论与实践》一门课[10]。除此以外,据复旦新闻系档案,其时还有这样一种教材编制法:先由来自业界的兼职教师根据实践经验总结出讲课材料,再由专职教师根据苏联大纲的精神编写成教材或大纲。然而,无论是直接编译苏联教材,还是以本土经验按照苏联模式改编,不仅数量十分有限,其质量和适用性都是疑问,课程设置不合理和讲课内容重复的抱怨声此起彼伏[11]。 　　偏偏从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