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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南社诗人潘飞声柏林任教的经历.doc
近代南社诗人潘飞声柏林任教的经历
近年来,我国对外汉语教学史研究界开始注意到 1879 至 1882 年在美国哈佛大学传授中国文化的安徽休宁人戈鲲化(1835 -1882),但 8 年后同样在德国柏林大学教授中文、传授中国传统文化达 3 年之久的广东番禺人潘飞声(1858 -1934)却没有人注意到。
潘飞声,南社诗人、书画家,1858 年生,1934 年逝世。字兰史,号剑士,别署老剑、说剑词人(与君剑傅屯良、钝剑高天梅、剑华俞锷并称“南社四剑”),又号独立山人。1887 年,德国政府派驻粤领事熙普尔延聘一中国人到柏林即将成立的东语学堂教授中文,作为广州学海堂高材生、深受中国传统文化浸染的潘飞声有幸入选。此时,与他同时在柏林任教的还有来自北京的桂竹君(桂林)。潘飞声、桂林的角色实际上就是今天德国大学汉学系里来自中国的汉语专任教师,不过二人实开一代风气之先,为中国人在德国从事对外汉语教学事业的前驱。而作为诗人、作家的潘飞声,光绪年间掌教柏林还有另外一层意义,他实际上开创了中国作家海外教授中文的先河。我们知道,后来较着名的例子有清末最后一位探花、书画家商衍鎏(1875 -1963)1912 -1916 年任教汉堡大学。作家老舍 20 世纪 20 年代后期曾在英国伦敦大学东方学院任教 5 年。老舍是在伦敦走上写作道路的,他在那里完成了小说《老张的哲学》、《赵子曰》和以伦敦华人为题材的《二马》,他同时辅助英国汉学家艾支顿翻译了《金瓶梅》。光绪十三年(1887 年)7 月 14 日,年仅弱冠的青年诗人潘飞声从香港乘船动身,8 月 22 日抵达柏林。他于光绪十六年(1890 年)7 月 11 日离开柏林回国,8 月22 日抵香港。他在柏林大学任教前后约3 年。潘飞声在柏林教书这段史实曾引起部分中国文史学者的注意,如毛庆耆在《潘飞声小传》一文中注意到潘飞声在德国的活动情形。关于潘飞声讲学柏林的因缘,毛庆耆引述邱炜薆《五百石洞天挥廛》的说法:“兰史典簿才名之大,至为域外所慕。德意志国适创东文学舍,嘱驻粤领事熙朴尔致币延主柏林京城教习。以光绪十三年丁亥应聘,十六年庚寅始返。”郑逸梅在《南社丛谈》中说,潘飞声“清光绪中叶,随轺海外,掌教德国柏林大学,专讲汉文学”.有说潘飞声是随洪钧出使的:“早期曾随洪钧出使德国,在柏林大学讲中国文学。在外三年。”但国内学界囿于资料的限制,对潘飞声海外教学的具体情况一直语焉不详,对外汉语教学研究界和从事中德文化交流史的学者也鲜有人注意及此。
笔者很早就注意到这段史实,今将收集、发现的一些材料加以整理,特撰文为之标举,以期引起学界进一步探讨的兴趣。
那么,潘飞声掌教柏林的机构东语学堂到底是怎样的一个机构? 他任教柏林到底是在怎样一个社会背景下出现的? 关于他掌教柏林有没有其它值得注意的文学史料? 本文试图对这些问题加以解答。
为服务于在海外拓展殖民地政策的需要,1887 年 10 月 27 日,德国柏林大学在铁血宰相俾斯麦的推动下正式创办东语学堂。该学院德文全称 为 Seminar für Orientalische Sprachen an der Friedrich-Wilhelms-Universitt zu Berlin .东语学堂设立时,潘飞声已抵达柏林,他很有可能就出席了东语学堂的成立典礼。东语学堂下设的汉语专业被誉为“德国汉语教学史上的一个重大里程碑”.第一届学生中有后来成为着名汉学家的福兰阁(Otto Franke)、佛尔克(Alfred Forke)等人。不过福兰阁仅在此学习 1 年,第二年 7 月就获得帝国总理府的任命,作为皇家使团翻译实习生赴北京从事翻译服务。福兰阁在其回忆录中提到,柏林东语学堂的汉语教学得到一个来自北京的汉语教师的支持,这位来自北京的老师无疑指的是当时另一位在此教课的中国人桂林。
当时已是大学教师的汉学家格鲁柏(Wilhelm Grube)也在一同听课。两年后,格鲁柏开始在此任教,任副教授兼民俗学博物馆东亚部主任。格鲁柏着有《北京民俗学》(Pekinger Volkskunde,1901)、《中国文学史》(Geschichte der ChinesischenLiteratur,1902)等着作,他翻译的《封神演义》在他去世后才出版。继格鲁柏之后,德国有很多重量级的汉学家如佛尔克、莱辛(Ferdinand Lessing)等也都曾在此任教。1899 年,汉学家海尼士 (Erich Haenisch) 也在此注册学过中文。海尼士在回顾柏林大学汉学的历史时,认为东语学堂最初只是传授语言知识,重点在训练日常口语,为德国外务部培养实用翻译人才,并不从事真正的汉学研究。从一定意义上讲,柏林东语学堂有点类似于我国1861 年在北京设立的同文馆。
东语学堂开展汉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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