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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迸发崛起动力 在中国版图上，安徽形如心脏。34年前，这颗“心脏”的一阵搏动，引发了中国大地的一场划时代变革：凤阳县小岗村18户农民按下红手印，签下“生死文书”，率先实行“大包干”，拉开了波澜壮阔的农村改革大幕。对于这一不同寻常的“心跳”，邓小平同志1992年在南方谈话中这样评价：“中国的改革是从农村开始的，农村的改革是从安徽开始的。”历史的车轮驶入21世纪。全国改革步入“深水区”和“攻坚期”，越来越呈现“全面性”、“系统性”和“艰巨性”特征。富有改革创新传统的安徽，勇于探索，敢为人先，一次次挺立潮头：农村改革掀起“第三波”；基层医改作为“蓝本”推向全国；文化改革演绎“安徽现象”；城市社会管理创新开全国先河。地处中部的安徽，一个发展中省份，人口规模靠前，经济总量居中，人均水平靠后，却在从农村到城市、从经济到文化、从民生到政治的诸多方面率先破冰、勇当先锋，并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样本”。在全国提前一年取消农业税，率先完成农村综合改革。农民负担轻了，得实惠多了，安徽成为“第三波”农村改革的样板对于时任庐江县庐城镇镇长刘克余来说，2005年7月31日，是一个很难忘怀的日子。这一天，庐城镇一下子变大了！按照庐江县政府的规划，罗埠乡整体并入庐城镇。然而，最引人注目的不是两个乡镇的合并，而是新庐城镇领导体制的一种深刻变革。刘克余说：“乡镇合并后，领导职数减少近三分之二，内设机构由8个减少至3个。所有干部实行竞争上岗，压力比过去明显大了。 ”这样的变化几乎同时发生在全省18个县，它悄然拉开了安徽农村“第三波”改革的大幕。安徽农村改革历来在全国具有先导性和开创性。我国知名农村问题专家何开荫深有感触地说：要透析“三农”工作，再难找到比安徽更具说服力的“活标本”了。继农业“大包干”之后，2000年，安徽在全国开农村税费改革之先河。经过四年试点探索，2004年在全省实施农村税费“一免一减三补”，即：全面取消农业税附加，降低农业税率2.2个百分点，实行粮食直补和良种、农机补贴。当年，财政少收26.73亿元，粮???增产50多亿公斤；农民人均收入同比增长15%以上，创8年来新高。2005年，全省取消农业税，与全国相比，提前一年终结了有2000多年历史的“皇粮国税”。农村税费改革的成功，大大减轻了农民负担。然而，可能引起农民负担反弹的因素依然存在，农村财政供养人员多，县乡财力匮乏，乡村债务沉重，旧的农村管理体制和工作机制依旧束缚着农村生产力的发展。如果认为大功告成，改革就此止步，农村税费改革的成果可能很快被抵消。于是，一场更复杂、更深刻、更艰巨的农村改革又开始了。安徽省委、省政府审时度势，顺应民意，抓住税费改革后农村党群干群关系改善的有利时机，义无反顾地将改革的矛头指向了担负改革任务的基层政府。2005年初，安徽省出台意见，决定在18个县开展农村综合改革试点。改革旨在调整乡镇布局，转变政府功能，实行为民服务全程代理制，全力打造“农民想要的政府”。农村综合改革试点的总体思路是“一个转变、三个建立、一个改进”，即：“转变乡镇政府职能，建立农村基层行政管理新体制，建立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新机制，建立三农社会化服务新体系，改进农村工作考核评价办法。 ”改革的重点是“减人、放钱、管事”。在“减人”上，全面扩乡并村，所有乡镇精简内设机构。改革后，一般乡镇设“三办一中心”，即党政办公室、社会事务办公室、经济发展办公室、为民服务中心；领导职数一般为7至9名。在“放钱”上，全面实行“省直管县”和“乡财县管乡用”，逐步实现公共资源向农村倾斜。在“管事”上，整合乡镇各事业性站所，实行公益性职能和经营性职能分开，逐步建立健全政府扶持和市场引导相结合、多元化的农村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改革最直观的成果，用基层干部的话说就是：“牌子减了，帽子少了，凳子难坐了。”庐江县是此次18个试点县之一。2005年7月到10月短短三个月间，全县28个乡镇撤并成17个镇，乡镇领导职数从409人锐减到153人；单个乡镇原本20多个内设机构，被新设立的党政、经济发展和社会事务三个办公室取代；所有干部公开选拔、竞争上岗。刘克余在此轮调整中身兼双职，书记、镇长“一肩挑”。省财政厅提供的数据显示，与改革前相比，18个试点县，乡镇、村的数量减幅分别为27%和24%，乡镇机构和行政编制减幅分别为38.6%和16.2%，事业单位和编制减幅分别为51.9%和30%，领导职数减幅为48%；扩大了乡镇党政领导交叉任职，265个乡镇中，131个乡镇实行党政正职“一肩挑”。改革的“减法”，带来的却是为民服务的“加法”乃至“乘法”效应。肥西县河湾村村民张贤慧的儿子长年在外打工，需要办理流动人口婚育证。流入地催得急，张贤慧急急火火赶到村代理服务便民窗口。让她想不到的是，代理员当天下午就到3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