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院系体制下中国传播学研究局限和未来之可能.docVIP

新闻院系体制下中国传播学研究的局限和未来之可能 　　传播学作为一个学科，或是研究领域，它的边界并不十分清晰，涵盖的内容非常庞杂，理 论路径也十分多元，不同的研究传统都有自身的历史脉络，却也在学科发展的过程中与其他的研 究传统交汇、融合和互动。单就大众传播研究而言，不同的学者，在使用大众传播研究或者媒介 研究来表述自己的工作时，似乎已经暗示了这中间有一道看不见的分水岭，即使在使用“大众” 这一概念时，一些学者认为这只是对集群或者群体行为的某种中性的陈述，另外一些学者却透过 这个措辞，看到了背后的无知、无序甚至反民主的负面意味。然而不管怎样，在20世纪40年代， 大众传播学于美国发端之时，下述几点是非常重要的背景：首先，新兴的工业化、城市化使得美 国社会完成了从传统社会向大众社会的转型；其次，大众媒介的影响力使得信息、舆论对个体的 大规模操纵成为可能；再次，社会理论，尤其是芝加哥学派立足于上述工业化、城市化和大众媒 介的相互作用过程中释放出来的新的力量，突出地关注传播对社会秩序和社会环境形成的影响， 于是，基于美国社会自身的经验，大众媒介普遍的被认为是维系（或者，在某些条件下阻碍和破 坏）民主社会的重要力量之一，拉斯韦尔使用“大众传播”这一概念，正是因为认识到“传播” 作为组织、创造、维系社会环境的要素之一，用来分析社会现象具有高度的实用性。 　　在这里我们无意深究传播学发端的思想源流和历史意义，但上述背景提醒我们，传播学在 美国，最初是由一些从事社会学、政治学和社会心理学的学者开始进行的；它植根于当时美国社 会的实际经验，并且以维护民主制度为目标。更重要的是，早期传播学研究的奠基者们，从来都 不单单将自己的学术视野局限在所谓的传播学领域，无论拉斯韦尔、卢因、拉扎斯菲尔德还是霍 夫兰，他们从来都是将传播研究置于探究人的本质和行为，以及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的更宏大的 学术框架之中，更何况拉扎斯菲尔德与阿多诺、霍克海默的合作本身，就显示出美国早期传播学 研究当中来自欧洲的文化批判传统和美国实证主义研究的碰撞造就的整???学科知识的多元开放氛 围，尽管在传播学作为独立学科发展壮大的过程中，源自芝加哥学派与当下社会、政治问题相关 联，对有关传播问题的历史和文化阐释，越来越多地被行为科学取向所取代，直到20世纪80年代 前后，社会科学的范式危机才促使传播研究对自身学术取向进行批判性反思，并重新审视文化价 值和意识形态批判的意义。无论如何，在传播学的安身立命之处，跨学科与多种理论来源，以及 基于维系民主制度的目标回答社会实践问题，从来都占据一席之地。 　　中国的传播学研究，从引进开始，就隶属在新闻院系的学科建制之下。相比起传播学在美国 的发生和发展，其先天不足有三：一是在理论层面，由于新闻专业长期以来被认为是人文学科， 而非社会科学，因此使得传播研究缺少社会理论的支撑；二是在现实层面，由于中国新闻事业的特殊性质，致使人文教育在新闻学科当中往往被简约为写作能力的培养，其中最为核心的人文关 怀，对终极价值的追问和批判精神，却偏偏严重缺失；三是中国媒介的急剧发展，商业化、市场 化的影响，使得传播学术研究在尚未建立起自身的价值评判标准的时候，就已经快速地与权力和 利益结盟，研究的行政取向格外突出，理论反思严重不足。这种状况极大地影响到传播学研究从 理论到方法的多元发展。 　　近年来，实证主义、经验主义、行为主义的所谓美国传统的主流传播学研究范式，开始被越 来越多的中国同行使用。但是，这一范式在美国乃至世界范围内，已经随着大众媒介的发展、社 会对有关媒介-社会关系知识的关注中心转移，以及社会理论不断丰富，经历了自身的发展和变 化，而这些历时态的变化的结果，共时态地进入中国传播学者的学术话语，产生这些研究结论的 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背景往往被忽略了，致使目前中国传播学的经验研究，从总体上非但很难 达成提炼和阐释概念、发展和建构理论、促进和完成社会变革这一学理目标，离将大众媒介作为 研究对象或客体，通过改进测量方法来促成更有效的媒介效果这类传统的实证主义、行为主义范 式最基本的贡献，也相去甚远。 　　与此同时，许多人文学者开始用文化研究的视角审视大众媒介和大众文化问题，发表了相 当多的研究成果，但是由于学科划分的区隔，这类研究成果对新闻院系建制下的传播学研究，影 响比较有限；再加上一部分新闻传播学者认为这些文化学者对于中国媒介的现实状况认识不足， 对中国大众媒介和大众文化的判断过多地以欧美的意识形态批判和文化工业批判的理论框架为 参照，忽视了市场化、商业化对中国媒介突破单一政治意识形态的积极意义；以及多数的文化研 究，批判的目标只能指向媒介产品和媒介文本，无法指向媒介产品的生产机制和更深层次的制度 因素。因此这类研究本身无论在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