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三生主义”.docVIP

新世纪“三生主义” 　　 2007年的中国，继续着往年的喧嚣，继续在流行中前行，继续在交媾中孕育，已经竖起的生活的旗帜，在近30年的沧桑巨变后，继续飘扬。 　　 　　“恶俗”之争与审美主权 　　 　　近年来，中国文艺界很少因为一部重要的作品引起社会关注，能让大家讨论的，往往都是一些“环保”议题。如2006年底，德国汉学家顾彬炮轰中国文学是“垃圾”，几个月后，文化学者朱大可同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称“中国文坛已经荣升为一个庞大的垃圾厂”。 　　 2007年10月19日，中国音乐家协会在京召开“抵制网络歌曲恶俗之风”座谈会。中国文联与中国音协的主要领导以及阎肃、王付林、金兆钧等音乐界知名人士共聚一堂，正式发出了“抵制网络歌曲恶俗之风，倡导网络音乐健康发展”的倡议。自此掀起了抵制网络恶俗音乐的高潮。 　　按说，高雅与通俗，中国人向来是宽容的。“雅俗共赏”这个成语即是见证。然而，争来争去也绕不过两种权利：一是创造的权利，二是审美的权利。尽管每个人有着能力和禀赋的不同，但在创造与审美方面的权利都应该是平等的。一个人或者一个群体，从自己的审美角度为他人的创造贴上“恶”的标签，继而否定他人创造的权利，实际上是举着自己审美的权利扼杀他人创造的权利。 　　一个功能正常的社会必定会自发形成一个开放的审美市场，所有具有创造权利与审美权利的个体理应遵守这种市场原则，尊重各自的“审美主权”。所幸，音乐界的“权威倡议书”并不具有强制性，与此对应的是，精神领域强买强卖的行为正在为社会所抛弃。 　　 　　对内与对外 　　 　　2007年与故宫有关的另一则新闻是，央视主持人芮成钢在其博客中指责星巴克咖啡将其分店开到故宫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糟蹋”，因为“故宫是中国几千年最辉煌文化的载体,就是中国的象征”，芮成钢以传统文化捍卫者的姿态向星巴克发出“抗议”，一场对外来文化的讨伐由此直接进入高潮。最后的结果是，进驻故宫已经7年之久的星巴克不得不宣布退出。 　　我们身处人类之中，共同创造人类文明。这颗星球是人类生活的所在，它并非像有的政治或文化评论家所断言的那样，只在“圣战”(血腥的政治认同)与“麦当劳或星巴克扩张”(不流血的经济冲突)的双轨制中飘摇，因为在政治与经济之外还有社会最真实的生活需求。 　　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在星巴克离开故宫两个月后，原本由星巴克“驻扎”的故宫九卿值房开始以“Forbidden City Cafe”(紫禁城咖啡店)的面貌重新亮相，而且咖啡店内的高墙上多出了一块“中华老字号”的牌匾。从此前对星巴克所代表的“帝国主义商业文化”的讨伐，到“中华老字号”咖啡馆的横空出世，我们所看到的只是一种自欺欺人的文明的洁癖。说它自欺欺人，是因为这种洁癖并不真实。 　　相较于这种文化之间的对抗，有些人却对近代中西文明初恋之时形成的传统更有情有意。强寇压境，北大、清华、南开三大名校被迫南迁，合组西南联大。如果从组建“长沙临时大学”算起，至今已有70年。不少媒体借机回顾中国历史上这个“最好的大学”的前生后世，风雨沉浮。然而，若是站在这个角度来回顾发生在2007年的“张鸣事件”，或许称西南联大为“最后的大学”更加准确。人们的疑问是，在上世纪上半叶由西南联大所代表的大学、《大公报》代表的报业、商务印书馆代表的出版业，这些现代中国文化的精神柱石，为什么战争年代都能坚持“学本位”的立场，到了百废待举的和平年代反而丢失殆尽？ 　　 　　背着国家去旅行 　　 　　中国人爱讲面子，关注脸面甚于灵魂。 　　2007年11月，当几张华尔街骑牛照被发布到网上后，立即引起了一场“全国性”的讨论，其热烈程度令人匪夷所思。仿佛每个中国人在出国时都变成了蜗牛，走到哪里都要背上一个脆弱的“中国壳”，都要对这个壳负责，任何过错都是对这个壳的不敬不爱，是对这个壳所附着的人民群体的不负责任。就这样，原本是自由民在游山逛水，却变成了“背着国家去旅行”。有人因此大骂骑牛者“有辱国格”，仿佛那几个人骑的不是华尔街的牛，而是自己的国家。显然，这种拖家带口式的价值观委实过于夸张了。 　　真正能体现中国所面临的糟糕现实，或者丢掉中国人面子的，显然不是这些兴之所致的玩耍，而是“周老虎”在中国上演几季以后，公权力仍然继续着其对社会居高临下的藐视，是传销组织像庄稼一样季节性成长，是演艺明星不负责任地忽悠，为骗子企业集团做假广告。显然，对于每一个无权无势者的自由民来说，他们唯一能够败坏的只是自己的身体，以及荣誉。 　　从“国人”怎样到世界公民？不得不说，中国人对本国文化已经有了一种积重难返的焦虑。各地依次展开的祭祖大典，显然并不止是为了旅游，同样暗合了一种精神取向。那些动辄百米的巨大神像时常让我想起“俄罗斯套娃”，听到国家、民族、祖宗等大词的一层层包裹之下个体虚弱的气息。个体如果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