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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声明 2009年第1期 　　《新闻大学》2008年第1期发表的黄春平同志的文章《历史需要宽容还是需要真实？――关于范长江“新说法”的思考》中，谈到了有关同志与尹韵公之间的3次争鸣问题。 　　文章中在谈到第一次争鸣时说：“这次争鸣的焦点是有关范长江的西北采访目的问题，蓝先生认为范长江‘入甘走在红军的前面，实际上起到了一个先探路、先调查研究的作用’。而尹先生认为蓝的观点不能成立。因为事实上我军没有任何范长江为党和红军工作或为红军长征导航的记录。另外，尹先生认为‘研究红军动向’和‘研究红军北上以后的动向’这两个概念必须严格区分。” 　　这段介绍，貌似客观，实则歪曲并篡改了我的原意。我本想给刊物写文，揭露这种歪曲与篡改之说，以正视听，但考虑到黄文引自尹韵公到文章，于是决定写封信，与黄春平交流，并寄去我的原文，供黄春平对照尹韵公的文章看。遗憾的是，不知是什么原因，我的信竟石沉大海。因此，我只好发表这个声明了。 　　第一，从黄春平的文章注释看，他的介绍，是根据尹韵公的《再论范长江与红军长征――与蓝鸿文老师商榷》（载《新闻学论集》第14辑，1990年1月出版）一文。我要声明，我从来没有说过范长江走在红军前面，是为红军长征探路导航。尹韵公那样说，完全是他歪曲和篡改我话的原意，强加在我头上的结果。1986年10月，为纪念红军长征三大主力会师五十周年，我写了《范长江报道红军长征的七篇佚文》一文，发表在《新闻战线》上。这七篇佚文，是长江专门写红军和红军长征的，没有收入《中国的西北角》一书。当时《范长江新闻文集》也未出版，许多今天的读者都不知道有这七篇文章。考虑到这种情况，我的文章着重在介绍这七篇佚文，分析其特点，并进一步探索长江之所以能写出这些文章，不是偶然的，而有其必然的原因。关于原因，我讲了三点：一是长江对红军有一定的认识；二是长江有艰苦深入的采访作风；三是长江有多方面的知识。在讲到第二点长江有艰苦深入的采访作风时，我这样论述：“他（按：指范长江）做到了当时许多记者不愿做，或没有做到的，就是深入到红军长征经过的地方作实地考察。从中?、江油到平武一段，是红四方面军突破嘉陵江、涪江后一度占领的地方，长江去松潘就是走的这条路。7月26日长江到松潘，28日离松潘北上入甘。这时红军在黑水沟、毛儿盖一带集结。长江入甘走在红军前面，实际上起到了一个先探路、先调查研究的作用。当长江获悉徐海东的红二十五军到达陕北后，又由兰州立即赶往平凉一带，沿着红二十五军走的路线考察。当他再获悉毛泽东率领的中央红军胜利到达陕北，他又马不停蹄地赶到陇东庆阳一带采访。我们不妨设想一下，如果长江像当时相当多的记者那样，只呆在成都、兰州、西安这样一些城市，靠国民党提供的情报发消息，写述评，不亲历其境，作实地考察，恐怕再有生花妙笔，也是写不出那些通讯的。”看了这些文字，只要不是别有用心，谁都不会得出范长江为党和红军探路导航的结论。值得注意的是，尹韵公在歪曲和篡改我文章的原意后，还大作其文章，大发其“宏论”：“我弄不明白。连周恩来总理也曾说过，范长江当时一不是共产党，二没有同红军有任何联系，他凭什么为红军探路和为红军作调查研究呢？退一步讲，我们假定这一设法是可以成立的，那么作为担负侦察和尖兵任务的范长江就理应把沿途所得的情报和调查研???的报告，通过各种渠道（合法的或秘密的）及时地不断地传递给红军。然而，遗憾的很，我们至今尚未发现1935年以前的范长江有过为党和红军工作或为红军长征导航的任何记录。由此看来，这些说法都过于牵强附会，缺乏有说服力的的证据，因而也就拿不出与实际情况相协调的令人满意的解释。” 　　第二，我和尹韵公的争论，不是“研究红军动向”和“研究红军北上以后的动向”这两个概念如何区分的问题。概念之争，是尹韵公杜撰出来的，是无的放矢。我和尹韵公之争，是长江去西北采访，究竟是一个目的还是两个目的的问题。早在1961年，长江在《记者工作随想》一文（按：此文当时没有发表）中就说过，他去西北采访是怀着两个目的：“一是研究红军北上以后中国的动向；二是当时抗战即将开始，抗日战争爆发后，敌人肯定会占领我们的若干大城市，那么我们的后方――西北、西南的情况怎么样呢？这两个问题，也是当时群众迫切需要回答的重大问题。”长江不仅说他怀着两个目的，而且实践证明他较好地实现了这两个目的。我们从事研究工作的人，究竟是应该本着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尊重长江本人符合历史实际的说法，还是违反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硬要把不符合历史实际的主观武断的说法强加在长江头上呢？答案是很清楚的。可令人奇怪的是，尹韵公硬要说长江去西北采访只有研究西北现状这一目的，而否定长江研究红军北上以后中国的动向这个目的，他拿出的那些所谓“论据”，我在《应该怎样还历史的本来面目？――对〈范长江与红军长征〉一文的意见》中，轻轻一驳，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