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儒家“以人为本”的“人性”问题探讨.docVIP

对儒家“以人为本”的“人性”问题探讨 　　儒家认为“人”之所以为“人”者，在于具有异于禽兽的“人性”。人之异于禽兽的“人性”，它体现在上孔子所说的: “仁者，人也……”“仁爱”是人所具有的本质。孔子的《论语》中讨论“人性”的地方不多，但他所关注的最重要的问题就是“性与天道”问题，“人性”之实现即为“人道”，“人道”体现“天道”，这个问题太大，所以他和他的学生很少讨论，但它实为中国哲学之根本问题。 　　另有“性相近，习相远”一说，此说确立了人之为人者其性大体相同，开创了“人性”之共同性、普遍性之先河。自孔子以后到孟子时代，儒家讨论“人性”的问题多起来，至少有五派( 据王充《论衡》) ，孟子说“恻隐之心人皆有之”，这就把“人性”规定为“性本善”。所以孟子说“人之异于禽兽者几希”，人与禽兽之不同就在于人有“恻隐之心”那点上，“恻隐之心”的发挥 ( 实现) 就是“善”。据此，儒家展开了他们的“以人为本”的“道德伦理”“政治伦理”“经济伦理”“社会伦理”“天人伦理”等诸多方面关于“人”的学说。 　　一、儒家的道德理想伦理 　　樊迟问仁，子曰: “爱人”。《中庸》引孔子的话说: “仁者，人也，亲亲为大。”“仁爱”是“人”本身所具有，爱自己的亲人是“仁爱”的基础。但此种“仁爱”必须推己及人，所以儒家为中国设计了一套道德理想社会的蓝图，这就是它的“天下为公”的“大同”思想。 　　从儒家的“大同”论述可以看出，它是基于“仁者，爱人”而推广于天下，所以孟子说: “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天下为公”的“大同”这种道德理想的信念，自然就是“以人为本”。基于此而展开的儒家学说都没有离开“以人为本”这一基本理念。我们可以把这种信念称作“道德理想伦理”。然而“道德理想伦理”要落实，需要有儒家的“政治伦理”( 政治) 、“经济伦理”( 经济) 、“社会伦理”( 人与人的关系) 、“天下伦理”( 天道与人道的关系) 相配合来扩展而实现。 　　二、儒家的政治伦理 　　《大学》中说“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这就是说，没有“以人为本”的“道德理想伦理”，“政治伦理”是无从谈起的。 　　如何“修身”，孔子提出要“修德”“讲学”“徙义”“改过”，这样才能“下学上达”，成为君子，才使自己有个“安身立命”处。如何“齐家”? 儒家把“孝”作为家庭伦理的基本。《论语·学而》: “孝悌也者，其为人之本与?”王弼注谓: “自然亲爱为孝，推己及物为仁。” 　　“孝”是出于“自然亲爱”。《孝经注疏》中说: “父子之道，自然慈孝，本乎天性，则生敬爱之心，是常道也。”又说: “孝是真性，故先爱后敬也”; “爱之与敬，俱出于心”。“爱”与“敬”发乎于人之本性，非外力所加，自然如此。费孝通先生对此有一新的解释说: 家庭伦理“孝”的意义在今天主要应体现在“尊敬祖先和培养优秀的后代”。这就是说:对祖先要尊敬，对后代要精心培养的家庭责任。这样就作到“齐家”了。 　　如何“治国”? 在中国，如果说“家庭”是个小社会，“国”则是一个大社会。一般认为，中国前现代是一专制的“人治”国家，而西方近代则是“民主”的“法治”国家。我认为，这种说法并不全面，应该说在前现代儒家的理想应是以“礼法合治”治国。我们从《二十四史》的“志”中常常看到有“礼乐”和“刑法”两志，这说明儒家不仅注重把国家建成礼乐之邦，同时也对“刑法”的建立颇为重视。《礼记·坊记》: “君子礼以坊德，刑以坊淫，命以坊欲。”意谓“礼”是君子所设立为防止超越道德的界限; 如果用“礼”不能防止道德败坏，那么就要用“刑”来制止为非作歹，祸乱社会; 如果“刑”还有不足之处，则可以用“法令”来补充，以防止社会贪欲横流。可见，“礼”“刑”“令”三者功能不同，但都带有制度性的意义。《论语·为政》: “子曰: 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 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这里不仅说明“礼”和“刑”的功能不同，而且说明二者的效果不同。因为用“政令”和“刑法”虽然民可以暂时避免犯罪，但不是自觉地遵守社会规范，因此对犯罪并无羞耻之心; 如果用“道德”“礼教”来治理国家，那么人们就会自觉地走正道( 由自律) 。贾谊《陈政事疏》中说: “然礼者禁于将然之前，而法者禁于已然之后，是故法之用易见，而礼之所为生难知也。”这是说: “礼”的作用要在人们犯错之前就加以防范; 而“法”是在人们犯错之后加以惩治。 　　“刑法”的作用易见成效，而“礼”的作用难以立竿见影。这说明，“礼”要靠道德教化长期养成( 修身) ，“法”是一种外力所加的不得不备之举，不遵守“礼”的要求，这叫“出礼”( 或“越礼”) ，“出礼”就会“入刑”。所以在中国儒家认为“礼”和“法”有着表里相依的关系，这或不应忽视。《汉书·礼乐志》中说: “礼节民心，乐和民声，政以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