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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与资本中国社会阶层化演变动力 　　社会阶层化是一种比较定型化的结构（patterned structure）或较稳定的结构，这种社会结构一般会再生产及传续下去。社会阶层化不是个人与个人完全竞争的结果，是一个不断被建构的结果,而建构的结果又取决于不同的群体控制和参与社会资源分配的过程。那么，在中国社会阶层化过程中，是什么样的力量或团体控制和参与资源分配的过程，影响阶层化的机制，从而决定社会阶层化的模式？ 　　 　　社会阶层化的演变 　　 　　中国社会自改革开放以来，影响社会阶层结构变迁最重要的动力是什么？这股动力自改革开放至今是不是具有一致性的，如果有改变，是什么样的改变？ 　　国家政策是早期影响中国社会阶层化最重要的动力。然而，自进入20年代，国家已经不是决定社会结构变迁方向的单一行动者。长达十几年的政治经济变迁，中国社会出现了各种利益团体重组的新格局。社会快速的变化令原有制度来不及调协，国家体制外的非传统成员包括基层政府、低阶的部门官员、媒体、非政府组织、大企业家等开始介入公共政策的过程，对中国社会阶层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而在可以预期的未来，全球化的资本运作方式也将影响到中国社会阶层化的内容。 　　在社会变迁中，个人或者群体的社会流动是具有一定的方向和倾向，构成社会阶层化的典型特征。在战争和革命的时代，有人凭着军事或政治力量上升到社会顶层的位置，而在现代化或工业化下，金融资产阶级取代土地贵族，低技能的职业被“白领”如工程师、计算机程序员所取代。个人或群体的社会流动方向，往往反映特定的时代，总有一个比较重要的动力在推动社会阶层化的形成。这种动力不全然在所有发展阶段都可以保持它的支配性，如果出现一些新力量，如新利益团体的出现、高端科技或新价值观，都可能对原有的支配力量造成冲击，同时社会结构的变化也可能出现新的方向。 　　 　　国家主导社会结构转型 　　 　　一般认为，国家政策可以改变的社会结构，是指特定政策如何分类和给予什么样的诱因，使得不同群体有着获取社会酬赏的不同能力（degree of access of societal rewards），这影响到在既定时期内一个社会中不同群体之间的关系与格局，从而决定社会阶层化的演变。 　　1978年，中国在经济上开始体制改革，逐步引进市场机制，同时调整工业化模式等。农村家庭承包责任制全面推行，农产品价格调整，重工业优先的资源配置模式逐步被其他优势产业替代，劳动密集型的产业迅速恢复和发展，农村工业化异军突起，城市化进程加快，就业空间大规模扩张，职业结构日趋多样化。同时期，教育体制发生根本性的变革，全面恢复高考制度。 　　在这一段时期，国家政策尚存在着很多的不确定性，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以及由此引起的社会结构变迁才刚刚开始，社会结构尚不稳定。经济诱致型是当时社会流动的显著特点。在职业地位、社会声望及经济地位之间无法有一个比较匹配或均衡的交结点。当时的社会阶层化尚未有明确的定论，社会结构处于不断的分化与整合的过程中，一些正在形成中的阶层，刚刚看到雏形，没有存在多久，又发生变化了。 　　国家在推动变革、塑造市场体制的过程中一直发挥着主导作用，甚至可以说国家是这个时期推动各种重大政策的唯一的行动者，社会仍没有出现有力量或有自主性的利益团体。 　　 　　社会利益团体的重组 　　 　　1992年之后，市场体制改革更进一步深化。单就国有企业的改革，出台政策就包括：破三铁、减员增效、下岗分流、优化组合、抓大放小，等等。到了90年代后期，城市里面的住房、医疗、养老、就业四大体制均发生重大变化。 　　这一时期，社会阶层化出现了两个值得注意的现象：一方面，社会阶层化结构逐渐定型；另一方面，社会力量重组，出现了有足够能力介入游说公共政策制定的利益团体。 　　1990年代之后，中国社会流动逐渐规范化。职业地位及经济能力是一般人自我定位在哪一个社会分层的最重要指标。社会流动的规范化意味社会阶层化结构逐渐定型，人们开始有阶层意识，例如在消费方式上，存在着“小资”的话语；在居住上，同一个小区空间里有商品房和回迁户的分隔等等。 　　而社会力量的重组，被一些学者认为是市场改革的结果。新的经济力量的发育，其意义并不仅仅在原有的单一成分中增添了新的成分，更重要的是，造就了经济领域中新的社会行动者，换言之，是“谁在组织这个社会中的经济生活”这一点上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在公共行政管理体制上，随着行政和财政制度改革的进行，地方政府从过去的国家单纯的代理机构变成独立的利益实体的代表。 　　不同利益团体的出现，使得国家无法再如改革初期那样成为分配资源的唯一支配者。我们注意到，在当下各种可能改变社会结构的改革政策中，最典型的莫过于户籍改革。户籍改革对于改变农民的社会地位具有重要影响。我们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