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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浩社会话语就是纪录片底色 　　2001年，《南方周末》在北京举办了首届中国独立影像节。周浩和同事在影像节上看了很多影片。私下，他指着获一等奖的片子，说了句很狂的话：“你们给我两年时间，我也能拍这样的片子。” 　　从北京回来后，他就买了台SONY的DV，开始了第一个拍摄计划。 　　 　　周浩拍摄纪录片《高三》，源于两个启发。其一，是有“直接大师”之称的纪录片导演弗雷德里克?怀斯曼。这位77岁的美国人曾在1968年拍摄了片长75分钟的纪录片《高中》。其二，是香港女导演张虹的作品《中学》。 　　周浩的身份是新闻记者。 　　2007年，正值中国高考制度改革30周年，由原先的“黑色7月”到今天的“黑色6月”，举国牵动的高考，究竟应该呈现和纪录哪些变化？定题后，周浩开始了紧锣密鼓的选址工作。谁料，出师并不顺利。列入首选的名校――湖北黄冈中学拒绝了周浩。一筹莫展之际，《南方周末》的老同事方三文（现任网易总编辑）帮忙联系了老家福建某县城中学，经考察，周浩颇满意地定下拍摄方案。 　　10多年的新闻记者生涯决定了周浩一定只拍有人关注的片子。 　　 　　我觉得《高三》能获奖 　　 　　自从1990年周浩购得一台江西产亚西卡135照相机后，就此迷上摄影，并由一名工科生变为摄影记者。在2000年，周浩由新华社贵州分社移师《南方周末》，并成为广州平面媒体圈里第一个做影像的。 　　第一部作品《厚街》诞生后，周浩步履稳健地释放多年的积淀，逐渐由摄影记者转型成为纪录片导演。如今，周浩仍是南方报业集团的一分子。他的老板给他特殊的弹性时间以及创作空间，并不断往这间打着独立制作旗号的工作室投入经费。 　　2004年至2005年，周浩数十次奔往福建武平。按照计划，他要如实记录78位学生和一位老师在高三这一整年的喜怒哀乐。第一次进班，周浩就非常坦诚地告诉大家，自己要来干什么事，而这份纪录是需要大家与他配合共同完成的。周浩对学生说：“你们是参与者，回报是公平的，很多人想再次看见自己中学时的模样，但大多数都无法看到了。”《高三》获奖后，班主任王锦春说，这片子是我这个教书匠送给女儿最好的礼??。 　　在他的镜头下，这群孩子就这样快乐、焦虑而矛盾地迎接高考。 　　那时，周浩以广州为圆点，时往南时往北地同时拍摄好几部片子。每隔一两个月，周浩又会风尘仆仆地赶到武平县一中，呆上一星期至20天。这时候，周浩镜头里又会突然捕捉到某些变化，这些变化就好像是故事的起承转合，把高三学生真实、曲折而又令人期待的片段一一展现给观众。 　　《高三》在香港参评的那段日子，周浩几乎每场必到。他把别人的纪录片挨个全看完，然后扔下一句话：“我觉得这次可以得奖。” 　　后来《高三》果然得了奖。 　　 　　我身上有“庸俗的亲和力” 　　和“被忽视”这些优点 　　 　　“当一台摄影机直指你最漫不经心的日常举动时，你难道就不会试图去修饰那些生活吗？”有人这样问。 　　周浩一抿嘴，笑得有些狡黠：“拿机器拍摄的第一、二天，他们也许会羞涩或者拘谨，再以后就司空见惯了。况且，我身上具备了‘庸俗的亲和力’和‘被忽视’这些优点。” 　　在第一部纪录片《厚街》里，周浩影片中那些人失业、穷困潦倒，打架、甚至在出租屋里接生孩子……让人无法想象的是，文弱的周浩如何不让那些人对他产生敌视和排斥？周浩解释道，除了“庸俗”和“被忽视”之外，他还注入了百倍的诚意，并让那些被访者真切地感受到这点。 　　拍摄《厚街》时出现了一些小插曲：在《厚街》里有段生孩子的镜头，当时正逢周浩出差，这是他的太太吉江虹拍摄的；还有一段是打群架，只见菜刀在镜头前飞舞，非常惊心动魄。周浩后来回忆当时的场景时说：“也没感到怕，一个是光线暗，我扛着机器，盯着取景框，也没看清楚菜刀在哪。另外，也就是一种直觉，应该冲上去拍，就上去了。” 　　“在《高三》的拍摄期间，开始是些调皮的男孩子大着胆子叫我‘浩哥’，后来全班78个人都这么叫。”周浩承认当时心里有一种被视为同类的喜悦感，并认为在那个时候就已经成功了。 　　与一位日本导演聊天时，周浩问他最想看到中国出品什么风格的纪录片。那位导演答：比如，拍一名北京交警，看他一天是如何工作和生活的。周浩顿时豁然开朗：拍摄纪录片不就是从一个很小的剖面来见证社会发展吗？而纪录片本身就有对社会公共空间给予关注的潜在功能。 　　交谈中，周浩给人敏感而又细腻的印象。他常会在不经意间指着玻璃窗外的行人举例子，或者说起纪录片的功能，将其喻为一面镜子或者街边的一滩水，偶尔路过的时候看一眼自己，然后就会有这样的想法：“我原来长这样。”周浩说，在西方某国就曾有人拍一个街区，每隔几个钟头拍一段，持续多次后，就会发现变化随时存在。如在贵阳市繁华的中华北路，只要你愿意花两三年时间去拍，就一定能发现很多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