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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画总是会被偷 　　“从罪犯的立场看来，一幅举世闻名的绘画就是一张装了框的价值数百万美元的现金支票，毫无防卫地挂在了墙上。” 　　 　　梵高在去世前一年给弟弟提奥写信，感谢他又一次借给自己钱，并大胆地宣称：“我敢对天发誓，我的那幅《向日葵》值500法郎。”当时的500法郎，也就相当于现在的500美元，今天的艺术投资家一定会对梵高的“大胆”嗤之以鼻，谁都知道那幅《向日葵》在1987年由佳士得拍出了3950万美元。 　　按照艺术史学家兼鉴赏家罗伯特?休斯的说法，20世纪以前，人们没有想过把收藏当作一种投资方式，那时候的人们买下一幅画，只是因为喜欢，或者夸张一点说，是为了用它挡住老房子屋顶上的一个破洞。而现在，投资已经成为艺术品买卖的核心，艺术成了一门生意，于是，围绕着这门生意，从艺术家到艺术收藏家、艺术掮客，再到美术馆、拍卖行，为着争名夺利演出了一场场好戏。同时，由于供求关系被严重扭曲，铤而走险的黑帮分子、小偷、盗墓贼，各色人等也加入到这场金钱游戏中来。 　　20世纪以前的艺术史，主要是由艺术家及其艺术作品构成的艺术史，是由艺术史学者写就的；20世纪以后的艺术史，构成因素更加复杂，除了学者，艺术史也成为记者、社会学家感兴趣的领域，因为在艺术领域真正发生的这些事情，远比生活富戏剧性。 　　 　　那些疯狂的艺术家 　　 　　2006年，比利时人斯坦?劳里森斯写了一本《达利的骗局》，号称是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写出来的，达利一生75％的画作是伪作。如果他书中所写的是事实，那么达利本人就是一个造假集团的幕后推手，确实正如作者所说，是个惊天大骗局。 　　斯坦?劳里森斯早年是艺术掮客，专门把达利作品卖给人傻钱多的暴发户。后来，他渐渐了解达利作品制造的产业链：达利先是授权一个法国商人作品复制、印刷自己的作品，要求是每版限印900张，每张批发价不能低于4000美元。上世纪60年代初，达利换了个更快赚钱的办法，那就是对戈雅等绘画大师的作品改头换面，名曰超现实主义的改造，十几分钟就能完成，开价一上来就是50万。70年代以后达利被帕金森症所困扰，连铅笔都握不住，已经不能作画，但署名达利的作品仍然源源不断出现，直至他1989年去世，靠的就是雇用枪手。劳里森斯在书中爆料说，达利御用枪手比阿称世界重要博物馆收藏的达利画作如《最后的晚餐》、《克里斯托弗?哥伦布发现美洲》、《得土安之战》、《大圣人詹姆斯》等，都是他一人所为。 　　在书中，劳里森斯借自己的老板之口，说出这么一番话：“达利是历史上伪造得最厉害的画家，因为他对大多数的伪造负有责任，而且他从不想掩盖这个事实。恰恰相反，达利一生都在欺骗艺术世界，同时又一直承认自己在这么做，结果他绘画作品的金钱价值反而扶摇直上。” 　　 　　那些疯狂的“艺术雅贼” 　　 　　1961年，纽约大都会博物馆付出230万美元把伦勃朗的《亚里士多德望着荷马的头像冥想》买到手，首次为单件绘画作品开出百万美金价码。但很快，百万美金的门槛就被千万美金取代，并在2004年飙升到亿元美金。那一年，毕加索的《拿着烟斗的男孩儿》，一幅“令人愉快的二流作品”，拍出了1.41亿美金。 　　这些数字无疑会刺激某些人的神经，这也是美国记者爱德华?多米尼克在《是名画总会被偷的》一书中提出的观点：随着艺术品价格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日益飞涨，艺术品犯罪也在这个时期走向猖獗。“从罪犯的立场看来，一幅举世闻名的绘画就是一张装了框的价值数百万美元的现金支票，毫无防卫地挂在了墙上。”比如卢浮宫艺术博物馆，专家对其安全防卫系统的评价是：“窃贼要从三万两千多件藏品中偷走一件简直易如反掌，远比从百货公司里偷走一样货品容易得多。” 　　所以，窃贼们根本不需要去打银行的主意。1986年5月21日，爱尔兰黑帮头目马丁?卡希尔率领十几个手下洗劫了都柏林的罗素堡，只花了6分钟，就偷走了主人珍藏的18幅世界级名画，其中包括荷兰画家维米尔的《写信的女郎和她的女佣人》。其实马丁?卡希尔对艺术知之甚少，不过他知道维米尔很值钱，这就够了。这起劫案是当时发生的最大宗艺术品失窃案，到了1990年，这一纪录被刷新。1990年3月18日凌晨，两位伪装成警察的男子闯入波士顿的伊莎贝拉?斯图尔特?加德纳博物馆，仅用一分钟就制服了所有警卫(都是些兼职的艺校学生)，然后在博物馆里转悠了80分钟，就像逛超市一样拿走了总值3亿美元的艺术品。这起迄今最大宗的艺术窃案至今尚未告破。 　　爱德华?多米尼克说，所有这些失窃的艺术品，可以组建一座与世界上任何一家最伟大的博物馆相匹敌的博物馆。它们就这样消失了，可能会被黑帮当成毒品交易的硬通货，可能被某个神秘收藏家买下，藏在小黑屋中里作为禁脔。从此，人们只能通过照片欣赏它，而再也无法一睹本尊。 　　 　　那些疯狂的收藏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