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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年悔恨一个不敢有敌人王朝 　　大宋王朝,一直是许多中国人向往的治世之极度。千百年来,多少文人骚客几度梦回,投奔自己热爱的宋朝,不仅如此,就是一些外国人也对宋朝有着非同一般的热恋,成为对古代中国挥不去的一种文化记忆。英国作家汤因比曾说:“如果让我选择,我愿意活在中国的宋朝。” 　　的确,细检一下几千年封建社会,几十个大大小小、长长短短的朝代,要数宋朝时期的经济、文化和社会最为发达了。 　　不过不要忘了,大宋王朝也是中国历史最为窝囊的朝代,一直是汉民族一道无法愈合的“伤口”。 　　“繁华胜人多薄命,莫怨东风当自嗟。”繁荣与屈辱交织在一起,不得不令人们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宋朝是咋的了? 　　溯源究由,原因很多,致命的还是不敢有敌人的王朝心理一直在作崇着。 　　世上之事,常常是“怕处有鬼”,“痒处有虱”。宋朝不敢有敌人,但偏偏没有碰上世界大同的好运气,敌人不但客观存在,而且虎视眈眈。千年之前,在中国辽阔的版图上,除了建都于汴京的大宋之外,还出现过三个国号:一个是建都于内蒙古近郊的辽,另一个是建都于西北地区的西夏,再一个是建都于会宁的大金。他们觊觎江南沃野,而赵匡胤的后代中没有出李世民这样的一代雄主,却出了徽宗这样的画家、书法家。只要大漠一有动静,或者发几次兵吓吓宋朝的皇帝老儿,就有了种种和盟,得到了丰厚的岁币。 　　宋与辽、西夏、金进行了无数次战争,但史书中很少见到宋为掠夺资源而对异族首先策马弯弓的记载,更没有与铁蹄已奔袭到家门口的狼窥虎视的对手有过一次像样的叫板。军力不济,国威难振。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如果没有强大的军力作保障,无异于一条腿走路,把自己养肥了任人宰割。“和议终非中国计,强兵才是帝王才”。苟且偷生的朝廷要实现社会长期健康的发展和繁荣,谈何容易?宋朝的对外交往史,“求和”两字是贯彻始终的一条主线。 　　史载,北宋与北方的辽政权和西北的夏政权长期对峙,景德元年(1004年)澶渊之盟,不仅承认契丹占有幽云十六州的合法性,还每年送银二十万两、绢十万匹,开创了岁币的恶例;庆历二年(1042年)辽兴宗索取周世宗时收复的关南十县地,各增银、绢各十万。庆历四年(1044年)北宋与西夏议和,北宋又每年大方地“赐予”银五万两、绢十三万匹、茶叶二万斤,此外在节日赠夏银二万二千两、绢二万三千匹,茶一万斤;元佑元年(1084年)司马光、文彦博割安疆等四寨与西夏,以换取西北边境的苟安。靖康元年(1126年)宋钦宗割太原、中山、河间三镇,以乞求女真贵族退兵。宋室南渡后,与金长期对峙,先后有绍兴和议,规定每年向金贡银二十五万两、绢二十五万匹;隆兴年间,不仅把与金作战失败的头领的首级函封送给金,还要增加岁币。这些和议的内容,内核是妥协退让、屈膝求和。北宋人口众多,幅员辽阔,兵力有百万之众,实力与辽不相上下,且远胜于西夏;南宋与金以西至大散关,东至淮水为界,以后又有隆兴和议等。 　　每次议和中能拿出如此之巨的钱财物作为贡品,不会把宋朝的财政压垮吗,或者搞得连年赤字吗?对此,我要负责任地指出:不!我们用不着为大宋王朝杞人忧天。 　　追溯千年,宋朝在当时可谓超级富国了,这一点贡品只是九牛一毛。当时,中国就与南太平洋、中东、非洲、欧洲等50多个国家通商贸易。清明上河图描绘的繁华景象,千年后仍让西方人惊叹不已。但富不简单地等同于强。落后就要挨打,而一个没有尚武精神、没有强大国防作后盾的民族,即使经济再强大繁荣,也同样会挨打,丧权辱国。 　　日子越安逸,统治者越不敢有敌人。既然不敢有敌人,就没有必要保持强大的军队了。这是宋朝最高统治者的治国逻辑,也是其推行的“重文教,抑武事”的基本国策的心理基础。开国初期,在整军方面就采取了这样几条实实在在的“抑武事”的措施:第一步是通过杯酒释兵权的方式剥夺中央及各地节度使的兵权;第二步,派文臣到地方任职,剥夺节度使的行政权;第三步,派专人任转运使,剥夺节度使的财权。这些制度和措施的实施,使得汉民族历史上的文武力量发生了180度的改变。在宋朝之前,每个朝代初期掌权的大都是军人出身,或者是军职出身。在中央,太尉、将军等的权力是可以和文职宰相抗衡的,甚至由军人出任宰相。由此,军人的地位开始降低,汉族人的政治完全由文人掌握,宋朝历代的掌权者几乎无不是文人,甚至兵部都由文人节制。这种改变使得汉民族很难抗击外来侵略,失去了炎黄游牧先祖的血性,不仅猎性无存,反而引来了列强,成为被猎取的对象。 　　通常情况下,当一个新的政权诞生之初,总会呈现群英聚会、大气磅礴、尚武成风、气焰正炽的景象。宋王朝却是个例外,从赵匡胤黄袍加身起,以自身的行为鼓励大家追求和熙富足的生活,保持温文尔雅、端重持默。这方面,宋真宗不啻身体力行,亲自创作《劝学诗》,教导百姓:“富家不用买良田,书中自有千钟粟;安房不用架高梁,书中自有黄金屋;娶妻莫恨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