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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年前一场关于股份制激烈论争 　　股份制改革理论是我国经济学家探索的一个重要理论成果，对于我国改革实践产生了重要指导作用。1997年，党的十五大报告明确提出：“股份制是现代企业的一种资本组织形式，有利于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有利于提高企业和资本的运作效率，资本主义可以用，社会主义也可以用。不能笼统地说股份制是公有还是私有，关键看控股权掌握在谁手中”。①可以说，这是我们党在所有制问题上的一次重大思想解放，破除了长期以来笼罩在股份制问题上的“姓社姓资”的思想禁锢。2003年，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提出：“积极推行公有制的多种有效实现形式，大力发展国有资本、集体资本和非公有资本等参股的混合所有制经济，实现投资主体多元化，使股份制成为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②这就为进一步深化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特别是国企改革指明了方向。2007年，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深化国有企业公司制股份制改革，健全现代企业制度，优化国有经济布局和结构，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③由此可见，股份制改革仍是我国深化改革需要继续坚持的一项重要举措。 　　回顾股份制改革在我国从理论探索到正式写进党的文献而成为改革实践重要指导思想的历史过程，我们可以发现，股份制改革在我国可谓“一波三折”，特别是在股份制改革的理论探索中，更是羼杂着各种观点的争论，甚至是新旧观念的激烈交锋。这从二十前的一场激烈的论争中就可窥其一斑。 　　 　　一、争论的缘起：股份制从解决就业问题的策略到改革思想的转变 　　 　　改革开放初期，股份制之所以引起关注，与当时我国社会面临的严峻就业形势有关。1978年10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在北京召开了“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决定停止上山下乡运动，要求妥善安置知青的回城和就业问题。由于过去在“左”的思想指导下，我国的所有制形式曾片面追求“一大二公”，不顾生产力水平低、层次多的特点，人为地搞所有制形式的升级过渡，轻视集体经济，消灭个体经济，使所有制的经济形式越来越向单???发展，这给我国经济建设、劳动就业和人民生活带来很多困难。特别是在“文革”以后，这种困难和问题首先以劳动就业为薄弱环节表现出来。据统计，1979年全国返城知青多达1700万，再加上320万没有就业的留城青年，总数达到2000多万。成千上万的返城知青要求政府分配就业，而政府和企业又无法满足这么多待业人员的要求，因而当时全国各大城市，就业矛盾非常突出，有的地方甚至出现了包围火车站、包围市政府要工作的群体事件。 　　1980年初，为解决就业问题，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室和国家劳动总局联合召开劳动就业座谈会。在这次会上，时为北京大学经济系副教授的厉以宁提出：“可以号召大家集资，兴办一些企业，企业也可以通过发行股票扩大经营，以此来解决就业问题”。④这是厉以宁第一次提出“股份制”，但是，他的这个提议当时没有引起什么反响。几个月之后，也就是1980年8月，中共中央专门又召开了“全国劳动就业工作会议”。与会专家建议改革劳动制度，开放就业市场。在这次会议上，提股份制的不光有厉以宁，还有于光远、童大林、冯兰瑞、蒋一苇、王珏、赵履宽、鲍恩荣、胡志仁等等，他们都认为股份制是解决就业的好办法。此后，股份制便成为理论界探讨的一大热点。 　　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理论界关于股份制改革的争论不断。争论的焦点集中地体现在股份制是否可以作为构造中国经济结构微观基础这个关系到改革方向的根本问题上。这种争论在当时反对和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高潮中变得异常复杂。 　　厉以宁是积极主张以股份制作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和方向的。他明确提出，股份制本身没有什么社会性质，其性质取决于投资者的性质，二者的关系如同形式与内容的关系一样。股份制是一种符合商品经济发展的企业组织形式，并不是资本主义制度所特有的，社会主义实行股份制并不意味着改变企业的公有制的性质，而是以新型的公有制代替传统的公有制。1986年9月，厉以宁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我国所有制改革的设想》一文，从理论上详细地讨论了我国改革以后的所有制体系以及股份公司的构造。此后，他在一系列著述中不断地为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大声疾呼，从而有了“厉股份”的称号。 　　但是，厉以宁这些关于股份制改革的主张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大争议，正如后来他本人在回忆中所说“压力很大”，“总起来说反对的多、赞同的少”⑤。当时理论界就有不少人反对股份制改革。比如，有的学者针对利用股份制可以克服国有企业的短期行为的观点，提出全民所有制并非必然产生企业短期行为，克服短期行为也不必采用股份制的办法；有的学者站在搞活企业的角度，认为股份制与搞活企业没有必然联系；有的学者针对国有大中型企业实行股份制会产生一系列弊端，如扩大社会的不平等感、助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