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社会系统及其对中年期影响 .ppt

社会系统及其对中年期的影响 中年期遇到的几个社会问题：贫困、失业、空壳婚姻、离婚与单亲家庭等 探讨家庭系统的评估与干预 中年人会面临相同的的问题：建立事业、抚育孩子、赡养家人、休闲爱好、为人长辈、协调夫妻与亲子关系、人际交往等 贫困：社会、经济力量的影响 富人与穷人 贫困和财富紧密联系。在世界上大多数国家，财富集中在很小比例的人口手中。一些人的财富是通过剥夺他人而创造的。 衡量经济的不平等有两种方法。1收入：一个人在一定时期内赚得的钱的数目。2财富：一个人全部的财产——地产、现金、股票、证券等。 财富和收入在我们的社会中分配是非常不平等的。 下面是来自富有国际威望的赵人伟和李实而人从1980s‘到2002年先后三次全国性调查统计的数据： 区别于国家统计局笼统的收入统计，赵人伟他们第一次把实物收入做了一个大致的估计，并基于此用基尼系数(该系数值在0-1之间，0是绝对平均，1是差距绝对最大化)，给出了中国收入差距的具体数字。据他们估计，1988年中国农村的基尼系数达到0.325，城市为0.233，全国基尼系数为0.382。按照国际通行的理论，一个国家基尼系数超过0.4，就步入贫富差距拉大的黄灯区。 第二次调查显示，无论是农村还是城镇，基尼系数的上升、收入差距扩大这样一个中国社会总的趋势愈发明晰。其中农村的基尼系数从1988年的0.335上升到1995年的0.429，同期城镇的基尼系数从0.233上升到0.286，全国的基尼系数从0.382上升到0.445，接近了国际上0.45的红灯警戒线。 据他们调查，2002年，全国总财产分布的基尼系数已经达到0.55，既高于同年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数(0.454)，又高于同年城乡分别计算的财产分布的基尼系数(城市为0.475，农村为0.399)。 赵人伟则将改革开放以来的收入分配差距发展分为三个阶段。每个阶段城乡收入差距的变化都伴随着国家政策的改变。 1978-1985年，中国农村首先进行了改革，摈弃公社制度，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一度减少。1985年，城乡居民收入比为1.86：1。 1985年后，中国政府的注意力从农村改革转向了城市经济改革。在整个城市改革期间，城市居民的真实工资水平一直在提高。这主要是政府对城市企业进行放权以及对城市居民进行保护，避免农村居民进城与城市居民进行竞争所造成的。 这一时期，虽然农产品的价格有所提高，但城市各种实物补助提高的幅度更高，因此这一时期城乡收入差距反转增大。到1994年，城乡居民收入之比达到2.9：1。 最后一个时期开始于1990年代中期启动的国有企业改革，被很多人认为是国家保护城市居民时代的结束。而李实则指出，由于国有企业的利润不断下降，减少了政府的财政收入，同时也阻碍了经济增长，政府情愿冒着损失城市居民利益的政治风险采取国企改革政策。 十六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十一五”规划中，再次强调以“共同富裕”为目标，构建和谐社会。赵人伟认为：“这是与改革开放20多年来我国收入分配格局的巨大变化，特别是收入差距的明显扩大这一背景分不开的。” 根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统计数字，中国目前的基尼系数为0.45。占总人口20%的最贫困人口占收入或消费的份额只有4.7%，而占总人口20%的最富裕人口占收入或消费的份额高达50%。 　　令人担忧的是，中国贫富差距扩大的幅度过大、速度过快。在短短 20 多年的时间里，中国已经从一个平均主义盛行的国家，转变为贫富差距扩大现象严重、收入差距超过国际上中等不平等程度的国家。虽然“贫富差距突限” 在“合理的限度”只是一个模糊概念，但是显然，我国贫富差距较大已经是不争的事实。 问题 贫困线 1年683元，还是1天1美元？ 最常用的两个估计数是：世界银行估计中国的生活在1美元1天标准之一的贫困人口有1亿多，国家统计局测算的年人均纯收入在683元之下的农村贫困人口在2365万。 从测算方法看，我国现有的贫困标准和低收入标准是采用国际通用方法测定的；从代表的生活水平看，中国现行1年683元的农村贫困标准接近国际赤贫标准，现行低收入标准即1年944元的标准接近1天1美元的标准。我国同时使用农村贫困标准和低收入标准分别衡量极端贫困和贫困状况，是符合国际惯例的， 联合国发展计划署《2005年中国千年发展目标报告》引用了世界银行非正式的2004年中国贫困人口的估计数为超过1亿，而同年国家统计局的农村贫困人口估计数为2610万，处于低收入标准以下的人口为7658万。具体到中国内部，对城乡贫困程度的认识也非常不同，如有人认为中国城市贫困发生率超过6%(亚行等，2002)，因此中国应在现有基础上加强城市反贫困努力。有人认为99%的贫困人口在农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