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4 依法治国过程中道德重建 .pptVIP

第四讲 依法治国过程中的道德重建 一个问题，两个方面： 如何在中国传统伦理社会的土壤中构建现代法治理念； 如何在法治氛围中构建社会主义道德观 第一节 传统伦理建构的制度匮乏 小农自然经济的生产方式和“由家及国”的宗法社会政治结构，产生了以伦理道德为核心的文化价值系统 一、道德约束层：重自律轻他律 中国传统文化主脉——儒家，以自律为约束的“良心主导型”伦理，对德性思考的起点和归宿均在于人心。 善之根源， “不忍人之心”； 善之达成，在“内在的道德之心”上下功夫； 善之本质，可通于“天理”，成为“天理”，而后再由“天理”归于“人心”。 人心，既能发出一切的道德情感，又是最高的道德理性，它支配着人们的道德行为和道德选择。这就是所谓“儒家心性伦理”，它起于人心又终于人心。 心性伦理要求善解人、善待人，并最终以义务自律。 这就是传统道德约束层“重自律”的理论渊源； 这也注定了伦理和伦理人的自足性，即人能够在自己的精神醒悟和精神追求中成为高尚的伦理人； 这也预示着道德建设呈现主观性和任意性，而难以操作 任何道德规范，都首先表现出道德上的他律性。 经济社会发展进程和规律的制约； 人的道德成长过程和人自身弱点的制约 中国传统伦理在其建构中十分注重其约束层的自律性，比较忽视他律性。 二、道德施教层：重宣讲轻制度 中国传统道德施教层，重在宣传、讲解道德原则规范，强调道德楷模的激励作用，不重视制度和发挥制度的作用。 宣讲内容的特点： 遵循道德教育政治化，知识教育道德化的以德统政、以德代法、以德付礼、德礼归宗的伦理道路和定向。 这种伦理道路和定向的特点是： 以某种既定的道德理想和某种理想化、人格化的道德标准来看待社会政治； 以某种既定的政治要求和政治标准来拟定道德、匡布道德，从而将政治的实用要求与道德的理想价值标准、将政治功能与道德功能混同起来。 这种伦理道路和定向的后果是： 把政治控制的复杂制度要求悬置起来了； 使道德成了政治利用和政治维持的方便的工具； 最终使伦理道德失去了内在精神诱导性和感召力，也削弱了社会政治的权威性。 宣讲手段的特点： 强调道德楷模的激励作用 道德楷模的背景和特点：小农经济，自给自足，人们缺乏普遍的交换关系，其个性的丰富性难以体现，个体间同构性很高，道德楷模（忠臣、孝子、烈女）无个性、无自由、无权利意识。 道德楷模的形成与缺憾：政府的褒奖、文人的鼓吹、家人的虚荣，造就一代又一代忠臣、孝子、烈女，但忽视其个体价值、无视其对自由、幸福、平等等基本道德理想的追求。 缺乏制度手段 道德施教手段上，缺少较为具体的操作性程序和启发性机制。 应该建立相应的有效的制度机制，以保证在受教育者主观因素发生变化时，道德宣讲同样能产生较为理想的效果，使其既有内在的德性约束，也有外在的制度限制。 三、道德分布层：重私德轻公德 儒家伦理的内倾性或向内寻求的价值定向，形成了它注重人格精神修炼和个体内在品格修养的基本德性品格。这种伦理，家庭为第一场所。它始终把个体品格的培养和人伦关系的亲和，有序地交织在一起。所以有“以孝达忠”，“修身齐家”之思维风格。这种风格预制了中国传统伦理建构中道德分布层注重私德完善和忽略公德建立的内在必然性 中国传统道德规范的私德性 夏商时代，典籍中已有诚、恭、敬、直、宽、和等伦理概念，并提出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为五教。 《礼记·礼运》把晏子列举的基本道德规范概括为“十义”：父慈、子孝、兄良、弟悌、夫义、妻贞、长惠、幼顺、君仁、臣忠。 孔子提出了以“仁”为核心的道德体系，注重个体道德，提倡“智”、“仁”、“勇”，重视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之“五伦”； 孟子：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 荀子，强调“致忠而公”，并从义理上阐发了中和、孝慈、宽恕、诚信、恭敬、礼让、自强、节制、刚毅、廉耻、勤俭、智虑等规范。 汉代定儒家为一尊，推行忠孝仁义礼智信诸德，并按照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步骤阐发了更为系统的道德规范体系，从此，中国便形成了重私德完善、轻公德建立的道德分布模式。 这种模式，相对于传统社会历史范围而言，有其合理性一面。 这种模式，相对于现代社会及其道德体系而言，则难免显出其缺失： 单一的私德，无法成就一种健全社会； 给予了自我一己难以承受的道德责任和社会负担； 道德效力局限于亲缘关系，非常有限。 第二节 依法治国的道德精神张扬 依法治国，必须关系人们的道德取向、道德风俗、道德习惯等道德因素； 它以人们可以接受的道德规范为基础，集中体现了人民的意志和愿望； 从依法治国的主体到其要达到的目标，都贯穿着人的主体性； 它在实施中所体现的内在价值取向诸如民主、权利、自由、正义等正是一种道德精神。 一、民主精神：依法治国的根本前提 民主也是一个道德范畴： 存在领域：民主既存在于政治领域，也存在于社会生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