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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则天与佛教的关系新探究 摘要：关于武则天与佛教的关系，前人已经做过很多研究。除了研究武则天与佛教的关系之外，还研究了为什么武则天要利用佛教以及武则天怎么利用佛教。然而大部分的研究，更多的是从武则天对佛教的利用的角度进行研究，而缺少从佛教的角度对武则天与佛教的关系进行研究。笔者从陈景富先生《武则天崇佛心态三段论》一文中获得启示，不仅将武则天与佛教的关系按其表现出来的不同特点分为三个时期，还尝试从佛教的视角去探究武则天与佛教的关系，以期获得更加全面而深入的。 关键词：武则天与佛教、三个时期、佛教视角 关于武则天与佛教的关系，前人已多有论述。如陈寅恪先生在《武瞾与佛教》一文中论证了武则天的佛教信仰深受其家庭环境的影响，而其利用佛教的原因主要是政治的需要。杨剑虹先生在其《武则天是怎样利用佛教的》一文中则详细地介绍了武则天利用佛教时所采取的种种措施。杜斗城先生则在其《关于武则天与佛教的几个问题》一文中对武则天的“曌”字及武则天称帝前后的尊号做出了详细的解释。大多数学者对于武则天与佛教的关系主要集中于探讨武则天对于佛教的利用。然而正如陈景富先生在《武则天崇佛心态三段论》说：“武则天极为丰富的精神世界，呈阶段性的多层次的需要，决定了她崇佛的复杂性。”为此，陈景富先生从心理学的角度将武则天对佛教的心态分为三个阶段。陈景富先生认为，唐高宗永徽至弘道年间，由于武则天的地位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前途难料，因而佛教始终是她精神依托的对象；而自嗣圣、文明年间至圣历、久视前后，武则天为了对付政敌和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而充分利用佛教；自久视、大足年间至长安四年，武则天对佛教的动机仅在于报恩还愿。笔者基本赞同陈景富先生所认为的武则天与佛教的关系有三个阶段的结论，然而，对于每个阶段武则天与佛教的关系，笔者的结论与陈景富先生略有差异。以下将详细地一一论述。 （一）从出生至弘道年间（624年——683年）：个人信仰阶段 武则天在《方广大庄严经序》中说：“朕爰自幼龄，归心彼岸。”又于《三藏圣教序》中说：“朕幼崇释教，夙慕皈依。”由此可知，武则天自幼便对佛教有一种皈依感。尤其是在弘道（683年）之前，其对于佛教更是有一种宗教徒所有的信仰。武则天幼年对于佛教的皈依主要来自于家庭影响，尤其是她的母亲杨氏。关于这一点，陈寅恪在《武瞾与佛教》一文中论证过。杨氏出身于隋朝皇族，其父亲杨达乃是隋朝重臣。杨氏自小便饱读诗书，聪明灵慧。据说她曾写过一句箴言：“当使恶无闻于九族，善有布于四方。”（武则天评传）612年，杨达随隋炀帝远征高句丽，于军中死亡。杨氏从佛尽孝，为其父诵经追福，直到不惑之年依然未嫁。若不是唐高祖李渊做主将杨氏许配给武则天的父亲武士彟，恐怕杨氏真的青灯古佛终此一生。然而嫁了人的杨氏并没有放弃她的佛教信仰。杨氏嫁到武家之后，饱受武士彟前任夫人的两个儿子的欺侮，可以推测，杨氏应该将生活的不如意寄托到佛教的信仰中去。龙朔二年，高宗下令僧尼等应拜君亲。龙朔二年四月二十七日西明寺僧道宣等上荣国夫人杨氏请论沙门不合拜俗启一首：“夫人帝后之母也。敬崇正化，大建福门。造像书经，架筑相续。入出宫禁，荣问莫加。僧等诣门致书云尔。”又曰：“仰惟佛教通属四部。幽明敢怀窃议。夫人当斯遗寄。况复体兹正善崇建为心。垂范宫闱成明道俗。今三宝沦溺成济在缘。辄用咨陈。希垂救济。如蒙拯拔依旧住持。则付嘱是归弘护斯在。轻以闻简追深悚息。”（唐释彦悰编《集沙门不应拜俗等事卷第三》）佛门危难之际，荣国夫人杨氏成为僧侣的求助对象，固然与其背后的代表的政治实力有关，然而更与她的佛教信仰有密切的联系。正因为杨氏崇信佛教，大建福门，大造佛像，才更能使其为维护佛教而出力，也才成为佛教僧侣求助的主要对象。至于杨氏的信佛由缘，陈寅恪说，“至杨氏所以崇信笃佛之由，今史料缺乏，虽不能确言，但就南北朝人士其道教之信仰多因于家世遗传之事实推测之，则荣国夫人之笃信佛教亦必由杨隋宗室家世遗传所致。”隋文帝一生笃信佛教，在位期间对佛教之兴做出了巨大的贡献。隋炀帝虽荒淫无道，然在位期间亦大力鼓励佛教。杨达为隋之皇族，其家受佛教之影响亦可解释。杨氏的佛教信仰，大概便是在杨隋宗室的影响下继承而来。从小便在母亲的羽翼下生长的武则天，耳濡目染母亲对佛的崇敬，很难不受到佛教的影响。史书记载，“后多智计，兼涉文史。”（《旧唐书·本纪第六》）可见武则天天资聪颖，智略过人，其对佛学的理解也应该匪浅。 其后武则天进了宫当了唐太宗的才人，“及太宗崩，遂为尼，居感业寺。”（《旧唐书·本纪第六》）居感业寺的这段时间，是弘道之前武则天跟佛教之间另一次较为密切的联系。尽管武则天在感业寺里面做了什么事我们已不可考，然而可以推知的是这段时间增加了武则天对于佛教的感情。在她人生的低落期，是佛教给了她一种寄托，一种存在感。这种依赖感在武则天居感业寺期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