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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高新区公共治理研究—基于提升我国高新区国际竞争力视角 文献综述 1 研究历史回顾 （1）公共治理研究 治理理论的进展为公共治理问题的研究奠定了基础。近30年，全球公共管理领域发生了两场大的革命性运动：一是20世纪80年代初发端于英国，随后波及至美国以及许多发达国家的一场以提高效率、效益和节约以及注重管理结果导向的新公共管理运动，对传统官僚制(或科层制)的“唯一和最佳方式”提出了挑战，藉此推动了公共管理的实质性变革，市场理念、市场机制和市场手段被广泛运用于公共管理过程；二是受后现代思潮、民主化进程的影响以及因第三部门崛起，而在全球范围内广泛兴起的注重多元主体互动、参与和合作的治理运动，对传统官僚制的直线管理、命令—服从等方式提出了挑战，一个多方参与、协调合作的新型公共服务体系在全球和国家两个层面逐步搭建起来，催生了一种新的公共治理模式。鲍勃·杰索普（2000）认为狭义的治理就是自组织的协调方式，广义的治理“可以指诸多方式中任何一种独立活动的协调方式”。詹姆斯·N·罗西瑙将治理定义为一系列活动领域里的管理机制，它们虽未得到正式授权，却能有效发挥作用。美国学者奥斯本(1992) 认为新治理典范的兴起是要面对韦伯官僚制政府的失灵，进而代之以“企业化政府”，所以他致力于改变传统的官僚主义体制，提出了企业化政府治理模式的10种类型。国内对公共治理的研究勃兴于20世纪90年代。许多学者对公共治理内涵作了卓有成效的探讨。李兆熙（1998）认为在市场经济中，政府部门用法律、经济和行政相结合的手段，通过对市场活动的干预间接引导企业行为称为公共行政管理。通过对美国公共行政50年历史演变的考察，马骏和郭巍青（2001）认为公共管理的出现实际上是在政策学派内复活了公共行政的研究。治理被认为是实现公共服务效益、效率、公平的基本工具，超越了公与私的二元结构。俞可平(2003)认为治理是一种公共管理活动和公共管理过程，它包括必要的公共权威、管理规则、治理机制和治理方式。钱海梅（2006）认为公共治理是一种过程、一种模式，因此公共治理要重点关注制度层面、操作层面、能力层面和理念层面的问题。 王缉慈（2002）认为，很多国家的地方政府都把公共政策重点转向促进地方产业集群的培育、发展和升级，其核心是通过区域治理，使增强本地生产系统的内力和利用国际资源相结合。李瑞昌（2003）专门探讨了公共治理的技术与价值的矛盾，即现代公共治理采用合同和竞标投标方式由私人企业提供公共物品，但私人企业不具有公益精神和公共目的。唐贤兴、王竞晗（2004）认为社会转型的一个客观现象是不断以政策替代重塑公共管理，因此在多元并存的公共政策价值中寻求平衡点的努力及其难度，决定了重塑中的政府公共管理必然是一种复合型的模式，政府职能转变中出现很多悖论便是自然现象。王春福（2005）研究了公共管理责任的二元结构，即“制度性责任和伦理性责任的统一”。王乐夫（2005）认为“公共利益是公共管理追求的终极目标，公共利益最大化是政府与公众追求的首要目标。公共权力是公共管理最基础性的手段，并且体现了公共管理区别于其他管理活动的本质特征”。对开发区公共治理研究的文献并不多见。相关文献多是从管理体制或管理模式的角度来讨论的，代表性的有：郑宁（1991）提出了开发区政府管理体制改革的四点原则；管理机构的职能应“宏观管得住，微观放得活”；管理行为应实现按国际惯例办事。任敬喜（2000）着重研究了开发区行政管理体制中的三个根本性问题，即政府规模、政府角色和政府行为。2007）开发区公共治理研究的其他视角。杨燕青（1998）认为在开发区由企业经营后，市场缺陷会导致公共物品服务供给不足，也会产生污染等外部不经济情况，因此政府必须采取适当的经济法律调控措施。阎林、郑玉歆（1998）认为中国的开发区远远落在美国后面，而且和东亚国家也有不小的差距。因此他们建议保持开发区优惠政策的长期稳定，开发区的优惠政策差距应当逐步缩小并趋于一致。皮黔生、王恺（2004）认为开发区存在地理孤岛、功能孤岛、政策孤岛、心理孤岛和经济孤岛状态，指出开发区维持孤岛或留恋孤岛是沉湎于过去历史的表现，应当勇敢地走出孤岛，放弃“刻舟求剑”式的固执。2007）从生态学视角出发，提出了高新区系统健康概念，并通过对其生态学特征的分析，建立了高新区健康评价的概念模型，阐述了高新区健康评价范畴及其评价体系。该指标体系主要分成高新区基本功能层面、供给层面和与其它系统相邻关系层面，例如活力、组织结构和恢复力属于高新区的基本功能层面。高新区的活力可以用高技术产品的数量和利润额来表示，组织结构可以应用创新群落的多样性指数中的辛普森多样性指数和合作创新的数量来测量。 （3）开发区公共治理绩效评价的理论研究 随着绩效评估的进行，许多学者看到了单纯效率评估的不足。英格拉姆1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