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城乡关系历史变动的一点思考.docVIP

中国城乡关系的历史变动与当代三农问题 林 刚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三农问题”引发了人们对中国经济发展特点的多重思考。有观点认为，存在着一种普遍规律，即现代工业是靠挤压剥夺农业获得原始积累才得以发展的。只有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才可能进入“工业反哺农业”阶段，也才可能根本改进农业的落后状况。据说，这是“发达国家”现代化过程的一般规律，中国也同样如此。这种观点影响颇大。但这是一个违背历史常识的说法。本文企图以最基本的历史事实及对其变动特点的分析，表明：对中国而言，长期经济活动的一个基本特点就是，任何“非农”产业都不可能在损害农业农民农村经济的前提下得到真正发展。无论在数千年的古代农业文明时期，还是在国门被迫大开的一百余年的近代中国经济初步“转型”期，或是在当代中国的计划经济和市场化改革中，都是如此。只有切实认识到这一点，才不致将在中国实行对三农的扶持，视为解决短期经济问题（如启动内需）的权宜之计，也才有助于人们去探索，什么是中国国情的基本特点，应如何把握中国现代化所必须注意的基本规律。 对任何国家而言，提供或保障该国人民的基本生存条件即解决好吃饭和就业（即谋生手段—饭碗）问题，应是最基本的、第一位的经济目标，这似乎已是众所公认的常识。其它任何经济目标，都只有建立在这个基础和前提条件下才有实行的可能。无论生产方式的“现代化”程度到达何种水平，都不能脱离这个基础。 吃饭和就业问题，不仅仅是一国经济的基本问题，也是社会、政治的基本问题。仅就经济领域而言，它的状况、变化规律和特征，将直接和间接影响各项经济问题的状况和变化特点。换个角度说，一个国家的各项经济活动的状况和变化，最终要受吃饭和就业机会这个根本问题的制约。因此，一个国家的一切经济活动，第一位的是紧紧围绕着解决好吃饭和就业问题而展开的。 而 “协调”工业与农业、城市与乡村的相互关系，是能否解决好吃饭与就业问题的基础。 对具体国家说，由于各自国情和面临的国际环境不同，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上述问题的具体体现和解决方式、难度是大不一样的。就中国看，基本国情的特点是：人口众多；人均资源和生存资料相对紧张；同时“走向世界”、利用国际资源解决和发展经济的条件又相当不利。虽然人口、资源和国际环境在历史中的不同时期具体表现和状况不一，但这个基本国情在中国统一为一个国家整体后，历经两千数百余年至今，仍未发生根本变化。这使得中国经济的长期运行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至少直至目前，它只能主要依赖国内资源，立足于国内力量来解决“国民”的吃饭和工作（就业）问题，即中国不能依赖从国外进口粮食满足庞大人口的基本生存，也不能依靠向国外大规模出口劳动力来解决庞大人口问题的谋生手段即就业问题。 这更加突显出城乡——工农产业关系对中国经济长期发展的意义。既然中国只能依靠国内资源解决民众生计的问题，由于全部经济和就业都分布在农业、工业和商业（服务业）三大产业部门中，而此三大产业又不外位于农村和城市，因此，中国能否解决国民的吃饭和就业问题，须取决于国内城市和农村、工业和农业能否同时都得到合理运行和健康发展。但是，从历史看，这两者都同时健康发展即协调发展是很不容易的，经常出现的是一种损害另一种，且往往是城市—工商业损害农村农业，其后果，轻则全国经济滑坡，重则天下大乱。因此，二者能否形成良性互动，实为中国经济的关键问题之一。 所谓城乡关系和工农关系，有非常复杂和多方面的内涵，涉及政治、经济、社会，几乎包括了一个国家的各个领域。本文只简单论及城乡—工农业之间的产业关联及对城乡关系的相应影响问题，即使如此，也还难免“挂一漏万”。 中国工农业之间的产业关联及其对城乡关系的影响，与中国国情密切相关，在从古至今的历史变动过程中，可以清晰地辨认出其变化脉络。 农本的基础地位及其脆弱性——中国古代农业社会城乡关系的主要特点及转折的出现 本文所谓的中国古代社会，系指自秦统一后至鸦片战争，长达二千余年的所谓“传统农业社会”阶段。之所以称其为农业社会，是因为该时期中国经济有三方面的基本状况和重要特点，使农业农民和农村经济在全社会经济中形成决定一切的重要地位。 其一，农业是社会经济的基础；农民占全国人口的绝大多数。这是“宏观结构”的基本面。 其二，以农业与副业、手工业的密切结合为内容的农民家庭经济是农村经济的微观构成，也是全部经济的微观基础。 其三，农民家庭是生产经营和生活消费的统一体。自给与商品经济相结合是农民家庭经济的基本“行为准则”。 以上三点似早已成为学术界的“共识”，也是众所周知的常识。它表明了中国最基本国情的历史基础：农业是国民经济基础；农民占人口大多数；农户经济体作为生产和生活消费的统一体，将解决吃饭和就业问题统一起来。中国经济运作从古至今的基本“路径”，则全在此基础上导出。 这里需要高度注意的是，农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