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雄对赋体文学讽喻功能知识讲稿.pptVIP

扬雄简介： （前53~前18），字子云，蜀郡成都人。 代表作：《法言》、《太玄》、《方言》 西汉后期著名的哲学家、文学家、语言学家。 核心原则 倡导文学创作必须合乎儒家文道，以圣人为榜样，以六经 为楷模（原道、征圣、宗经为原则）。 以道、圣、经作文文学创作和文学理论批评的基本原则。 《法言·吾子》： “或曰：人各是其所是，而非其所非，将谁使正之？曰：万物纷错，则悬诸天；众言淆乱，则折诸圣。或曰：恶赌乎圣而折诸？曰：在则人，亡则书，其统一也。” （他认为人们的一切言论行动都应该以圣人为标准，从圣人书中找到言论行动的标准，圣人去世了，而他们的书还在，所以圣与经就合二为一了。） “舟航而济乎渎者，末矣；舍五经而济乎道者，末矣。弃常珍而嗜乎异馔者，恶睹其识味也？委大圣而好乎诸子者，恶睹其识道也？” （他认为只有儒家五经才代表正道，其他诸子都是末流，是不足为训的。） 扬雄对屈原及其作品的批评 扬雄的“原道、征圣、宗经”的文学思想和文学理论批评原则，清楚地反映在他对屈原及其作品的批评中。同时，扬雄是第一个对屈原及其作品提出批评并表示对传统评价不满的人。 对屈原“如其智”为人的批评 扬雄认为屈原缺乏儒家明哲保身的态度，不够明智，不应该对朝廷采取弃绝态度，自沉汨罗江。他从儒家君臣之道出发，认为遇不遇是命运决定的，臣下不应该对君上表示不满，并自恃才高而以死表示抗议，因为，这是一种跨越臣道的言行，即不合“止乎礼义”的标准。 扬雄对屈原作品的批评 扬雄认为屈原作品“过以浮”、“蹈云天”。 所谓“过以浮”，就是文辞华丽，不质实，不像儒家经典那样质朴。 所谓“蹈云天”就是屈原作品中上天入地的夸张描写、神话传说题材等，并不合孔子“不语怪力乱神”的精神。 扬雄对赋体文学的态度 《汉书·扬雄传》：雄以为赋者，将以风之，必推类而言，极丽靡之辞，闳侈巨衍，竟于使人不能加也，既乃归之于正，然览者已过矣。往时武帝好神仙，相如上《大人赋》欲以风，帝反缥缥有凌云之志。繇是言之，赋劝而不止，明矣。又颇似俳优淳于髡( kūn)、优孟之徒，非法度所存，贤人君子诗赋之正也，于是辍不复为。 扬雄的赋，用的是讽的笔法，以此类推，用词靡丽，鸿篇巨制，竟然使读者不能追加一字，最后结尾进行对读者劝诫的时候，阅读者已经身临其境，忘记了文章本身的劝诫讽谏的意味。以前武帝喜好神仙之说，司马相如敬上《大人赋》，打算讽谏武帝，武帝却因这篇文章产生了更加不切实际的幻想。反倒弄巧成拙，实际结果并不理想。他的文章又像是那些俳优（宫廷戏子一类的人物）淳于髡、优孟之类的人，不是正式法度所承认的，所以他们的赋也就比不上君子诗赋主要以劝解为主的文章了，于是扬雄也就不再创作赋了。 扬雄早年“心好沉博绝丽（沉博绝丽：沉，深长；博，渊博。指文章的含义深远，内容渊博，文辞美妙）之文”，很喜欢辞赋。汉代是封建帝国强盛时期，汉赋是反映其繁荣发展的。扬雄早年是颇有理想抱负的有志之士，自然也很热衷于辞赋创作，因为学习司马相如，辞赋写得很好，才被武帝召入宫廷为文学侍从。因而对辞赋的讽谏作用，在年轻时是充分肯定的。 。 扬雄晚年发现辞赋这种讽谏的尾巴并不能起到应有的作用，而辞赋本身的铺张华丽描写影响反倒很大，结果是欲讽反劝，起到了完全相反的作用。扬雄晚年对辞赋的批评很尖锐，主要是认为辞赋片面追求形式上靡丽，而背离了儒家传统以内容为主导、形式为内容服务的原则。 扬雄及其注重赋的讽谏功能 扬雄《法言·吾子》篇说：或曰：“赋可以讽乎？”曰：“讽乎！讽则已，不已，吾恐不免于劝也。” “或曰：“吾子少而好赋。”曰：“然。童子雕虫篆刻。”俄而曰：“壮夫不 为也。” 有人问：“赋可以用来讽谏吗？”回到说：“赋可以讽谏吗？能起到讽谏作用则罢了，不然，我恐怕又不免起到鼓励作用了。”又问道：“我早年喜欢作赋吗。”回答说：“是的。那是孩童是的雕虫小技。”一会儿又说：“大丈夫不做那些事。” 扬雄要求：事与辞相称，文与质相符 （内容和形式的统一)。文质相符的要求中，质又是占主导地位的。 《法言·吾子》篇云：“事胜辞则伉，辞胜事则赋，事辞称则经，足言足容，德之藻矣。”又云《法言·吾子》：“羊质而虎皮，见草而悦，见豺而战，忘其皮之虎矣。”  想要表达的思想如果不借助适当的语言形式，则显得伉直，言辞的华丽超过想要表达的内容则不符合法度，思想与言辞相称才会恒久不变，足以言之，又足以用之，其文章才能成为道德的藻饰。羊虽然披上虎皮，还是见到草就喜欢，碰到豺狼就怕得发抖，它的本性没有变。 如何评价扬雄的文艺思想 核心：倡导文学创作必须合乎儒家之道，以圣人为榜样，以六经为楷模，即所谓原道、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