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史关系与近代新史定稿.docVIP

经史关系与近代新史学 一、经史关系 作为古代中国的两大显学——经学和史学,它们之间的因缘颇深。 一方面,经学作为古代中国社会的统治思想,对于不同历史时期的史学与史学思想的发展和演变有着重要的影响和指导作用;另一方面,史学也为经学的建构和发展提供了具体的历史素材,人们关于经义的探求不能离开具体的古今历史的发展变化,不能缺少历史的说明和验证。 正是这种非同寻常的因缘,经史关系自然也就成了历代学者津津乐道的问题。本文试图通过对中国古代各个历史时期经史之学发展脉络与演变特征作出系统梳理,以期揭示二者之间的密切关系。 1、先秦 从学术发展史来看,经学与史学皆起源于先秦,而且有着共同的渊源。由于孔子创立儒学,整理“六经”,后世才得以据此为经典,训释传记,从而逐渐形成经学;而经过孔子整理的“六经”,作为上古三代时期的“先王政典”,本身就是重要的史料,其中的《尚书》、《春秋》等典籍实为先秦史籍之源。 “六经”亦经亦史的特点,表明早在先秦经史起源时期二者就结下了不解之缘。以此观之,则中国古代的经史因缘至少要追溯到孔子整理“六经”的春秋时期。 1.1先秦经学 作为后世儒家经典专称的“经”,在先秦时期它的含义有一个演变和发展过程。 “经”字最早见于周代金文,其本义按照《说文解字》的说法,是“经,织从丝也”。是指编织的纵丝。虽然“经”只不过是一个普通的古老纺织工艺的概念,但其重要性正如清人段玉裁所注:“织之从丝谓之经。必先有经,而后有纬”。 春秋战国时期,“经”开始用来指称官府和诸子百家的基本典籍,如《释名·释典艺》所谓“经,径也,常典也”。像《墨子》的《经上、下》、《经说上、下》,《管子》的《经言》、《解》等。作为典籍的“经”,在这一时期并不局限于只是对儒家经典的指称。不过,在这一时期能够得到普遍尊崇的经典,还属《诗》、《书》、《礼》、《乐》、《易》、《春秋》。把这六部经典并称为“六经”,始见于战国文献《庄子·天运》。此外,像《庄子·天下》、《商君书·农战》和《荀子·儒效》等篇亦有记载。 “六经”后来之所以逐渐演变成为儒家学派的基本经典,追根求源,还是与孔子对它的整理和传习有着密切的关系。正如周予同所说,“六经”“无疑经过孔子整理,也因此而成为儒家学派的‘经典’”。关于孔子与“六经”的关系,最早作出明确记载的,当属《史记》的《孔子世家》和《太史公自序》。按照司马迁的说法,孔子编次了《尚书》,删订了《诗经》,编定或修订了《礼》、《乐》,作了《周易》的一部分,因鲁史而编写了《春秋》。对于这一说法,周予同认为“值得人们重视”,又指出它“显然受到董仲舒的影响,因而后来的经学家,并不都以为他的说法可信”。清季以来,甚至出现了根本对立的观点,有认为“六经”皆为孔子所作,亦有认为“六经”与孔子无关。比较符合实际的看法可能是:“六经”决非一时一人之作,这从“六经”所反映的具体内容便可了然;“六经”是经过孔子整理过的上古三代历史文化典籍,孔子以“六经”作为教材教授弟子,出于教学的需要而对古老的“六经”传本有所删编,是完全合乎情理的;如果没有孔子对古老的“六经”传本的整理,也就不可能有我们今天所谓的儒家学派的“六经”经典和经学了。当然,后世儒家基本经典,还有一个从先秦“六经”到汉代“五经”,再到唐代“十二经”,最后到宋明“十三经”的发展和演变过程,不过经过孔子整理的“六经”一直是其中的核心经典,在中国封建时代里,则是神圣不可侵犯的。 1.2先秦史学 先秦时期的“史”字出现很早,最初的含义是指史官,赋予其史籍之义则是较晚的事情。白寿彝先生说:“从用以称史官的‘史’,到用以称历史记载的‘史’,不知要经过多少年代。” 从逻辑上说,有了史官,便有了历史记录。《尚书·多士》说:“惟殷先人,有册有典”。这里所谓“册”、“典”,便是商代史官记录下的历史文献数据。实际上在春秋以前,由于学在官府,大凡典章故事和礼法度数,皆为官司所守,而这些内容,无不都是一种历史记录,像左史倚相“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左传·昭公十二年》),申叔时所谓“故志、训典”(《国语·楚语上》)等,这些典籍虽然不足考,却恐怕都是春秋以前史官留下的重要史料。不过,史官们留下的历史记载,从严格意义上讲还不能完全等同于史籍。金毓黻先生按照章学诚的记注与撰述两分法,将先秦历史记载分为史料和史籍两类,肯定先秦“史官所掌,属于史料之类,即章氏所谓记注也”,明确提出先秦史籍始于《尚书》和《春秋》,“故确认吾国古代之史籍,应自《尚书》、《春秋》二书始”。并认为“六经”之为史,是有着史著与史料之分的,“是故谓《尚书》、《春秋》为史,可也。谓《易》、《诗》、《礼》、《乐》为史,不可也。谓《易》、《诗》、《礼》、《乐》为史料,可也。经谓为史著,不可也”。刘家和先生则在肯定金先生观点的基础上进一步认为,“六经”当中的《周易》“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