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中国村庄权力研究综述精品.docVIP

二十世纪中国村庄权力研究综述 ??? 内容提要：本文梳理了关于20世纪村庄权力的研究文献，认为20世纪的村庄权力经历了三个明显不同的阶段，即国家政权下沉时期的村庄权力、人民公社时期的村庄权力以及分田到户以来的村庄权力，学界对每个阶段的村庄权力都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并且揭示了不同阶段村庄权力的特点和运行机制。既有的关于村庄权力的研究大都是在国家/社会关系的二元框架下展开的，也有学者试图进入村庄内部进行村庄权力结构分析，但都没有明确将村级组织作为研究对象，这应该是今后村庄权力研究中一个可以努力的方向。 ? 关键词：国家政权建设；村庄权力；国家与社会 ? 一、国家政权下沉时期的村庄权力 ? 传统中国的治理结构有两个不同的部分，其上层是中央政府，并设置了一个自上而下的官僚系统，其底层是地方性的管制单位，由族长、乡绅或地方名流掌握，[1][1]而地方权威并不经由官方授权，其所依赖的支持系统主要来自于地方社会，并由一系列相互配套的地方性制度保证。[2][2]而国人在分析传统政治时，也曾得出一些看似矛盾的结论，严复等自由主义者强调的是传统政治的专制主义特征，人民在此制度下无自由；而孙中山等人则看到，传统制度下人民的自由太多，缺乏国家观念，缺乏国家对社会的整合与组织，由此导致“一盘散沙”的局面，这两种看似矛盾的判断恰好揭示了传统政治的两个基本特征，即国家管辖范围宽泛与国家实际渗透社会能力软弱。[3][3] ? 在20世纪前半期的乡村中国，自“清末新政”开始，中央政府为了富国强兵，加强对乡里社会的户籍与税收管理，稳固政局，便顺应当时的世界潮流，倡行自治，[4][4]只是“自治”的目的并不在于分权而治，而是借机构设置确定地方权威在官僚体系中的位置，从而促进国家政权的官僚化和合理化，为军事和民政之开支从乡村社会提取更多的资源，这就对乡村的领导构成和村财政产生了深刻的影响，[5][5]乡村政治的这一变化也就是学界所谓“国家政权建设”的开始，此后随着国家权力逐步深入乡村社会，传统乡村治理的治理结构与运作逻辑开始改变，而中国农村政治从此也开始成为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重要问题，进入了研究者的视野。 ? 20世纪上半叶，保甲体制经历了一个不断官化的过程，其机构设置和社区功能由简而繁，尤其是20世纪30年代国民党政府重建保甲之后，保甲作为村政机构其官治化趋势明显增强。[6][6]随着民国期间保甲法的实行，村政制度走向了规范化，出现了保长、甲长的任命，而不再由族长、房长自然担任，保、甲和区的权力，对村落的社会、政治、经济实行直接干预，并对上级行政单位负责。[7][7]国家开始不断地向农村摊款，摊款从根本上说不同于田赋和过去的其他的捐税，它不是按丁口或私人财产分配，而是按村庄为单位分摊，由村庄制定自己的摊款方式，从而使村庄具有摊款权力进而发展起了村庄预算。 ? 虽然国家权力已进入村庄，较之于传统社会的“官不下县”，村庄政治已经发生，但村庄的制度型权力依然没有建构起来，“代表国家权力的管辖权和规则既没有建立，也没有通过机构的设置贯彻下去，国家并没有改造地方权威的管制原则或取代它的管制权力，从而将地方社会纳入国家规则的治理范围中”。[8][8]解放后，保甲制废除，被新式村政所取代，“村政非但没有被削弱，而是进一步得到了加强”。[9][9] ? 二、村庄制度型权力的确立 ? 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农村政治一直在剧烈的变动中行进，不管是晚清的“地方自治”，还是民国时期的“新县制”，均没有完成对基层社会的整合，政权现代化所需要的结构集中与整合，只停留在机构建制和身份委任的表面，而未能达到管制与治理的深度，[10][10]也就是杜赞奇所说的，国家政权的下沉只是靠复制经纪体制来完成的，从而出现了国家政权的内卷化。[11][11]在本世纪中叶，随着国家新政权的建立，新一轮的基层政权重建计划又开始进行，“土地改革和税率的提高使国家政权空前地深入自然村。旧日的国家政权、士绅或地主、农民的三角关系被新的国家政权与农民的双边关系取代了，……土地改革和新税两者同样地代表着国家权力大规模地深入他们生活的开始。”[12][12]?“国家政权的扩张改造了乡村旧有的领导机构，并建立了新型的领导、推行了新的政策；特别是50年代以后的合作化，使得征税单位、土地所有和政权结构完全统一起来，故而完成了民国政权未竟的‘国家政权建设任务’。”[13][13] ? 1949年后，中国农村村级政权的职能从治安、税收等扩大到组织生产、政治运动、文教卫生、民政等，使得村庄既是一个基层的管理单位，又是一个生产组织单位，通过强有力的国家力量把分散落后的小农经济再一次拖进了现代化的进程。[14][14]1949年以来的村政制度体现了农村社会控制制度的大幅度加强，对家族村落格局的打破，基本上延续了民国时期保的划分。[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