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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津冀旅游共生的判读与优化措施研究 内容摘要：区域旅游一体化是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组成部分，是旅游深度发展的必然趋势。京津冀旅游资源丰富，交通便利，具有旅游协作发展的良好基础。基于共生理论的概念和内涵，本文对京津冀旅游协作发展的共生关系进行了判读，提出了京津冀旅游共生的一系列优化措施，以实现区域旅游的共生共赢。 关键词：京津冀 共生关系 优化措施 旅游协作发展 共生的概念最早产生于生物学界，由德国真菌学家德贝里（antonde bary）在1879年提出，并将其定义为“不同种属生物生活在一起，进行物质交换、能量传递”。共生是生物体之间出于生存需要按照某种方式互相依存、相互作用，形成共同生存、协同演化的共生关系。一般而言，共生是共生单元之间，在一定的共生环境中按某种共生模式形成的关系，由共生单元、共生环境和共生模式三个要素构成。三个要素之间相互作用的媒介称为共生界面，它是共生单元之间物质、信息和能量传导的媒介、通道或载体，是共生关系形成和发展的基础。随着研究的深入，人们发现共生现象不仅存在于生物系统中，也广泛存在于社会经济系统之中，共生思想开始广泛应用到社会经济研究的诸多领域。 京津冀旅游共生的判读 （一）京津冀旅游共生的产生 京津冀旅游共生是各旅游主体之间的联系，这种联系在抽象意义上表现为共生单元之间在一定共生环境中按某种共生机制和模式形成的关系。当把京津冀旅游协作区域看成一个共生体时，参与旅游协作的京津冀省级单元就成了一个个共生单元。在旅游协作实际运行中，京津冀旅游共生体还包括许多子共生单元，它们可以是各市县地方政府，也可以是各类旅游企业、旅游非政府组织、社区等主体，这些子共生单元形成了众多子共生体。京津冀旅游共生就是各共生单元之间互利互惠、和谐共赢的发展方式，本质是发挥规模效益、获得成本优势、增强抗风险能力，目标是整体利益最大化和全局共赢。 参与京津冀旅游协作的各利益主体都是存在复杂关系的旅游系统，各主体对旅游生产力要素整合、配置的过程恰似生物群体共生机制的作用过程和共生模式的形成过程。京津冀旅游共生特指各旅游主体之间的联系，这种联系在抽象意义上表现为共生单元之间在一定共生环境中按某种共生机制和模式形成的关系。通过共生产生新能量，就是所谓部分之和大于总体。 （二）京津冀旅游共生的判读 1.地域共生。参与旅游协作的京津冀地区地域相邻、相互依存、人缘相亲、文化相近，基础设施相连，社会经济交流密切，使得本区具备了旅游共生发展的天然基础。从地理位置上可以清楚地看出，京津冀是彼此难分的区域，虽然各有疆界，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或交叉，或怀抱，在从全国来说，这样的区域也是唯一的。此格局对发展区域旅游共生来说是有益的。京津冀地区早在1985年就成立了京东旅游区，致力于京东地区两市一省旅游资源的开发和协作，虽然后来因为多种因素没能够坚持下去，但对区域旅游协作作出了前期的探索和尝试。目前，旅游业面临良好的发展机遇，京津冀乃至环渤海地区在推动旅游协作方面都做出了积极的努力。 2.经济共生。在我国的经济版图中，京津冀是我国政治、文化中心和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之一，是我国参与国际竞争和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支撑地区。从这个意义上讲，加快京津冀协作发展，不仅是京、津、冀自身发展的需要，更是推进我国积极参与国际竞争、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战略需要。经济发展上，京津冀之间不仅在发展条件上具有差异性、产业结构具有错位性，而且社会经济发展处于不同阶段、辐射范围具有不同层次性、居民消费和收入也有差异性。这些多层面的关系，从不同角度反映和强化了三地的互补性，是实现京津冀长短互补、共赢发展的最佳利益结合点和重要现实基础。 3.旅游共生。京津冀旅游资源丰富，尤其以文化旅游资源见长；其旅游资源类型多样，各具特色，旅游开发水平、旅游产品种类特色等方面存在着一定的差异，有利于构成相互补充的旅游线路和旅游产品，丰富游客游玩内容。该区域整体上的差异性和多层次性，强化了各共生单元的相互关联程度。因此，协作发展旅游业、共同分享区域内部客源市场，不仅能降低游客的出游成本，提高出游效率，增加旅游企业的收入，而且还会减少因信息不对称造成的较高的公共管理成本，从而形成一个多方共赢的局面。 旅游业需要依托不同的区域空间和不同的产业发展，由于旅游资源的地域分布和行政区划制度紧密结合，容易导致旅游资源开发中存在一些问题，如在资源开发方面缺乏整体性、各自为政重复建设、在旅游宣传方面缺乏统一的规划和品牌、在资源保护上责任不明等。 同时，京津冀区域内旅游市场规模和结构都很不平衡，三地还未形成互为市场的格局，津冀都希望在北京旅游市场占有更大的份额，但是北京对津冀却缺乏相应的依赖。但无论是从消费趋势还是旅游活动的空间扩散规律来看，区域内部市场都将成为主流，这种不平衡的关系使得三地旅游协作从一开始就处于一种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