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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中的教育思想 《论语》，汉代又称《论》，儒家重要经典之一。是孔门弟子及再传弟子编纂的一部主要记载孔子言行的书。它也记载了部分孔子门徒的言行以及当时人们对孔子的议论。 《汉书·艺文志》说：“《论语》者，孔子应答弟子、时人及弟子相与言而接闻于夫子之语也。当时弟子各有所记，夫子既卒，门人相与辑而论纂，故谓之《论语》。” 《论语》的作者具体是谁，已不可考。东汉郑玄认为是孔子弟子仲弓、子游、子夏等人所撰；唐柳宗元据《论语》中记曾子将死，离孔子去世已数十年，该书应为乐正子春、子思之徒所纂辑；宋程颐、朱熹则认为是曾子、有子的门人所记。但不论作者是谁，根据史料分析，《论语》成书年代当在春秋战国之际，距今已有2000多年历史。 秦始皇焚书坑儒，许多古代典籍付之一焚，《论语》未能幸免，几乎失传。汉代经官府搜集整理，曾有三种不同的本子流传，即《古论》、《齐论》和《鲁论》。《古论》是汉景帝时，鲁恭王在孔子故宅壁中发现的秦火以前的古本《论语》，用先秦古文字(蝌蚪文)写成，为古文本，史称古文《论语》，共有二十一篇。《齐论》是齐国学者所传，有二十二篇。《鲁论》为鲁国学者所传，有二十篇。《齐论》和《鲁论》均用汉代通行文字(隶书)写成，史称今文《论语》。西汉末年，张禹以《鲁论》为根据，参考《齐论》与《古论》进行考证修订，改编成《张侯论》，并为官府列为官学。东汉时期，郑玄又以《张侯论》为本，参考《古论》和《齐论》再加以改订，即成为今本《论语》。《古论》和《齐论》从此亡佚。 《论语》自问世以来的2000多年中，受到中外学者的重视与研究，取得大量成果，有关著作不胜枚举，对《论语》的注释，远自汉初就已经开始，但早期著作多已亡佚。当前有据可考的不下600余家，成书3000种以上。影响较大比较著名的著作有三国魏何晏的《论语集解》；南北朝梁皇侃的《论语义疏》；宋邢昞的《论语正义》；朱熹的《四书集注》；清刘宝楠的《论语正义》等。今人杨伯峻的《论语译注》是当代影响较大的作品。此外还有不少著作也有一定的影响，这里不能一一列举。 《论语》是语录体散文，语言简练、活泼生动、具体形象、用意深远。有不少语句富含哲理，但又言简意赅，耐入寻味，接近口语，明白易懂，已成为格言和成语。因此，《论语》对广大人民群众的影响也是十分深刻的。 《论语》的内容非常丰富，包括孔子的哲学观点，政治主张，伦理道德观念，教育思想以及孔子的生活实践活动等各个方面。今本《论语》共有二十篇，即《学而》、《为政》、《八佾》、《里仁》、《公冶长》、《雍也》、《述而》、《泰伯》、《子罕》、《乡党》、《先进》、《颜渊》、《子路》、《宪问》、《卫灵公》、《季氏》、《阳货》、《微子》、《子张》、《尧日》。每篇包括若干章共四百八十六章(有的分作四百九十二章)。每章记一事或几句话。 《论语》有关孔子教育思想的记述非常广泛，它对教育的作用、对象、目的、方法等各个方面都有比较全面的阐述，可以作为中国最早的教育著作来读。 （一）论教育的作用 孔子认为治理国家最根本的要靠教育，他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如果只靠政令、刑律去治理国家，百姓只能被动地去遵纪守法，而不能够有廉耻之心，不懂得为什么要自觉地去遵纪守法，是不能够达到治理国家的目的的。如果用教育的方法去教育人民，使人民能够用礼法去约束自己，懂得言行的规范，就能够自觉地遵纪守法，那么国家就能够得到治理，孔子认为政令、刑律都不如教育更加有效。 为了使教育有效，孔子非常重视以封建的道德标准作为治理同家的准绳。子路问他“为政”应该先做什么?他说：“必也正名乎”接着解释说：“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这段话的意思是说为政必须从正名开始。因为名义不正，那说话就不在理，说话不在理，事情就做不成，事情做不成，国家的礼乐制度也就办不成，礼乐制度办不成，刑罚也就不会得当，刑罚不得当，百姓就会手足无措，无所适从；所以君子用一个词，必须有道理可以说得出来。有理的话才能够行得通，所以君子说话不能有一点马虎。孔子主要的道德标准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也就是要求人们遵守封建秩序，上下有序，不能越轨，这样国家才能得到治理，他认为：“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又说：“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这段话说明孔子认为政字的意思就是端正。你自己带头做得正，谁敢不端正呢？又认为领导人自己行为端正，不发命令，事情也行得通，如果自己的行为不端正，纵然三令五申，百姓也不会信从。从孔子的话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孔子非常重视身教的作用，他还直接了当地说：“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