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工业反哺农业的机制与模式：微观行为主体的视角（上）推荐.docVIP

中国工业反哺农业的机制与模式：微观行为主体的视角（上） 　　一、导言 　　世界经济发展的实践表明，一个国家工业化发展到一定水平后需要进行工业化的战略转型，实施工业反哺农业。目前中国已经进入工业化中后期，应当采取工业反哺农业的相应措施，以实现工业与农业、城市与农村的协调发展。 　　工业反哺农业在西方经济学文献中并未作为正式的概念出现，但其中的思想却是许多经济学分支研究的重要内容，并为广大发展中国家工、农业的发展与经济社会的进步提供了有益的思想借鉴。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结构一般具有二元特征(Lewis，1954)，应该说这是西方经济学最早开始探讨经济发展中工农业互动关系的理论，其中包含了工业反哺农业、工农协调发展的思想。自经典的刘易斯二元经济模型提出后，循着这一思路经济文献中又出现了若干模型(Feiand Ranis，1964；Harrist and Todaro，1970；杨小凯，2003；Yasusada Murate，2002等)。Jacob L. Weisdorf(2006)指出工业产量的大幅增加对农民的行为以及实现从传统农业转移到工业部门具有重要作用。上述理论基本都认为工业部门是经济进步的主导力量，农业的发展必须依赖于工业部门，依赖于工业部门发展过程中对农业的辐射作用。舒尔茨(1999)则重视农业自身的发展，强调要把农业改造成高生产率的部门，其中，对农业进行人力资本投资是实现农业现代化最为关键的要素。乔根森模型(Jorgenson，1967)与之前的刘—费—拉模型中的前提不同，其前提是以农业剩余为前提，即劳动力转移以农业进步为前提。Bourguignon和Morrisson(1998)的计量研究表明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农业部门的经济增长对缩小收入分配差距的作用更明显，这揭示了发展中国家的政策制定者应该重视对传统农业的改造。 　　国内对于二元经济结构的研究在上世纪90年代后逐渐增多，为中国二元经济向一元经济的转变、工农业互动协调发展等出谋划策(李克强，1991；林毅夫等，1994；吴敬琏，1999；聂辉华，2002；蒋省三、刘守英，2003；马晓河等，2005；郑风田、程郁，2005；高帆，2005，2007；任保平，2005；简新华、何志扬，2006等)。简新华、何志扬(2006)从政府、企业和社会组织三大主体角度探讨了中国工业反哺农业的实现机制与路径选择。 　　工业反哺农业的思想在国内外学者的相关文献中有所蕴含，但已有文献主要从经济增长与发展经济学的视角作出阐述，缺乏微观的行为主体基础。本文主要从工业反哺农业微观行为主体视角构建模型，对这一热点与难点做出分析。我们立足于中国农村，通过分析微观经济主体政府和工业投资企业之间互动行为，以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为核心，对工业反哺农业、工农协调发展的机制与模式进行考察，并提出政策建议。 　　中国工业反哺农业的发展战略宏大而复杂，涉及经济活动的方方面面，而这一经济战略的实施必须借助一定的行为主体。我们在简新华、何志扬(2006)的基础上，将工业反哺农业理解为：在发展中国家二元经济存在的前提下，工业化进人中期后，以工业及工业企业的发展哺育、带动及外溢农业、农村的产业发展与升级，实现农民收入持续增加，同时在国家与地区层面获得工业与农业的协调互动发展。我们将反哺主体进一步概括为现代工业企业和政府两大主体：企业作为工业反哺农业的主体，是指企业通过市场途径在农村地区或农业进行投资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生产经营实现利润，实现工农互动“双赢”的反哺；政府角色更多地体现为政策的引导性以及资源利用的导向性。马晓河、蓝海涛、黄汉权(2005)探讨了工业反哺农业的国际经验及我国的政策调整思路，强调了各级政府在工业反哺农业中的相关职责：通过税收、财政调整国民收入分配，加强财政反哺；改革户籍管理制度、深化农村金融体制改革、完善土地征收制度及社会保障制度等。中国工业反哺农业的两大行为主体之间的互动的动态过程清晰勾画了工业反哺农业的机制、路径与模式，也拓展了任保平(2005)工业反哺农业三个阶段的综合统一：政府层面的制度反哺、政策反哺以及一定程度的收入支持；企业层面的技术反哺和产业反哺解决传统农业大量滞留的剩余劳动力。 　　二、基础模型 　　前提假设：(1)中国农业、农村的发展依赖于现代工业的产业发展，因为大量农业剩余劳动力需要现代工业部门的吸收，同时高效农业所需的现代生产要素也需要工业部门提供，农业需要工业部门发展的辐射效应，最终才能实现农业、农村生产效率的提高。从此意义上说，本文是刘易斯—费景汉—拉尼斯二元经济结构分析的延续(Lewis，1954；Fei and Ranis，1964)；(2)我国农业、农村的发展不能仅仅依靠城市工业部门对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吸收，因为当前城市也存在大量失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