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家庭-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DOC

农村家庭教育支出的研究 ——以陕西省岐山县北郭村等为例 郭朋朋 【摘 要】本文以陕西省岐山县调研的数据为基础，并参考借用了全国的同期数据，主要对中国农村尤其是西部农村的家庭教育支出的现状、问题和政策方面存在问题进行了分析研究和探讨。通过对农户的经济特征、教育的私人成本和影响因素的分析，得出了农村家庭教育支出主要受经济条件的影响的结论，同时地区差异和教育政策倾向对私人教育成本也有着重要的影响。本文在最后还分析了我国现行教育制度存在的一些问题，并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 【关 键 词】 教育成本 私人成本 农村家庭教育支出 教育支出收入弹性 一．基本概念、研究假设和抽样 1．基本概念：教育成本是指培养每名学生所发生的全部费用。教育成本有公共成本与私人成本之分。教育的公共成本是指国家负担的成本，例如政府的教育拨款，教育设施投入、教育补贴等。教育私人成本是全额成本的两大组成部分之一，它是与学校支出的机构成本相对应的一个概念，是指学生及其家庭为一个学生所支付的全部教育费用，包括学杂费、书费、练习簿文具等学习用品费、书报费、住宿费和其它费用。在我国，教育拨款是构成各级教育成本的主要部分，但它并不是教育成本的全部，学生家庭对教育的投入是教育成本中不可忽略的组成部分。本文主要讨论的就是学生家庭对教育的投入，即家庭教育支出——农民家庭中全年用于支付所有上学孩子的全部费用以及教育捐集资。在中国，家庭教育支出又基本上是父母对子女的教育费用的负担，即父母对子女的教育投资。 2．研究假设：（1）根据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收入和支出均为全部收入和全部支出，收入部分包括货币和实物两部分，支出包括货币支出和自给性支出。中国部分农村贫困地区商品经济不发达，处于半自然经济形态，收入与支出中，实物收入和自给性消费占有相当的份额。（2）同其它经济成本一样，教育私人成本也包括直接成本和间接成本两部分。考虑到研究的方便性，这里只涉及直接私人成本部分。 3．抽样与数据：根据多阶段、分层和随机抽样等多种抽样方法相结合的抽样框架，本次调研主要以陕西省岐山县的北郭村与祝家巷村为调查对象，选取了北郭东村、南村、西村和祝家巷村作为样本村，每个样本村抽取10—15户农户（每个样本户保证至少有一个在读学生，包括学前教育、小学、初中、高中、大学、中专、大专与职业技校）。由于条件限制，本次抽样的样本容量只有60户。 四个村子共发放问卷60份，回收问卷50份，问卷回收率83％。在数据分析前，对数据的正确性、完整性和可靠性进行了一些常规审核，共剔除不合理和不完整的问卷8份，有效问卷为42份，有效问卷率70％。另外，本文还参考了中国农村统计年鉴的部分同期数据，使研究的数据更具全面性与说明性。 二．文献回顾 有关家庭教育支出的研究很早就受到了学者的重视。因为收入是决定一个家庭支出的最主要因素，因此中外的学者对家庭教育支出与收入的关系已经做了很多实证与规范方面的研究。 家庭教育支出与收入关系的一条分析路径是探讨同一教育支出指标与家庭收入的关系。 Benson（1961）曾提出一个假说：他认为家庭教育支出的收入弹性随收入水平的不同而存在差异，同时他还假设了低收入群体家庭教育支出收入弹性小于1。Hashimoto和Heath1995）利用日本1989年全国收入与支出的关系，研究发现：家庭教育支出的平均弹性是1.72，远大于其他消费支出。 家庭教育支出与收入关系的另一条分析路径是探讨不同教育支出指标与家庭收入的关系。Behrman和 Knowles对越南家庭收入与儿童教育投资关系分析发现，家庭收入与家庭缴付学费的弹性系数是 2.312，家庭收入与家庭支付学校费用的弹性是 1.063，家庭收入与家庭整个教育支出的弹性系数是0.243。存在这种差异主要与学费占家庭总教育支出比重小有关 （从学费、家庭支付学校费用到家庭总教育支出是不断增加的），所以从教育政策的层面看，仅仅减免学费并不能真正缓解低收入群体的教育投资短缺现象。 以中国为背景的家庭教育投资研究文献近年来逐渐增多。比如，1996年北京大学高教所课题组探讨了中国大陆六省一市城镇居民家庭教育支出与负担率。研究表明：城市家庭收入与教育支出也是正向变动关系。同时，对城市贫困家庭来说，教育支出的预算约束比较大，因此政府应通过教育收费补偿或教育转移支付政策提高城镇贫困家庭教育支付能力（魏新、邱黎强，2000）；蒋乃华（2002）以江苏省扬州市城区为例，对城市家庭基础教育投资中的性别差异予以分析。结果表明：城市家庭教育支出与家庭收入水平正相关；家长在对孩子发展期望和教育投资上不存在明显的性别歧视。由于该研究取样仅仅限于一个城市，其研究结论能否推广到中国其他地区，还需要进一步探讨。世界银行1998年对中国陕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