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书的时间价值 文档.docxVIP

图书的时间价值在美国经济研究局（1977年6月）主办的“农业部纪念建国200周年座谈会”上，西奥多·舒尔茨作了题为《人类时间价值提高的经济学》的讲演。他认为，由于人力资本的积累、技术的进步、思想和制度的演进，人类的时间价值是不断提高的，比如，在1900 1972年期间，以1967年的美元计算，美国制造业的每小时“工资率”从60美分增加到了3.44美元。据此舒尔茨认为，人类时间价值的提高为理解许多社会难题提供了线索。比如，社会制度为什么会从支持产权转向支持人权；人口出生率为什么会下降；经济增长为什么会越来越依赖劳动价值的增长而不是原材料价值的增长；劳动收入在国民收入中所占份额为什么会不断增加；工人的劳动时间为什么会下降以及人力资本增长率为什么会很高；等等。　这是个很好的观察与思考问题的视角，我非常喜欢，并经常用来“卖”给我的学生。因为在我看来，很多东西的价值都可以通过时间来衡量。　图书的价值随时间如何变化？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由于图书是记录人们观察思考自然与社会之历程和结果的一种重要载体，因此，一般而言，随时间的推进，很多图书的价值会递减，能够成为经典而不断被人阅读的总是少而又少，经济学中属于经典而被各个学校各位老师划为学生必读书目的可能都超不过100种。张五常有一次在中山大学讲演时就说：“有件事情我是感到很骄傲的，我可以肯定，我起码有六七篇文章，100年后还会有人读。”如果有谁的文章和著作100年后仍有人读仍能被引用，他确实有充分的理由感到自豪和骄傲。　但也有些书并不会因为时光的流失而退色，反而可能会由于某些难于细说的原因其价值会得到提升，最近两套（本）跟朝鲜（韩国）有关的书就给我这个体会。　一套叫《燕行录全集》，它是明清时期朝鲜使节访问中国时的日记或见闻录。根据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张升教授的介绍，明清两朝，朝鲜李朝多次派使团来华，据统计，整个清代，平均每年行使来华次数将近三次，每个使团的人数规模约在200 300名，在京逗留时间约为1 2个月。由于种种需要，朝鲜使团成员写有大量的日记或见闻录。一般来说，访问明朝的朝鲜使团成员的日记或见闻录多称为《朝天录》，而访问清朝的朝鲜使团成员的日记或见闻录多称为《燕行录》。韩国林中基先生将这些《朝天录》、《燕行录》汇编成《燕行录全集》100册，由韩国东国大学校出版部于2001年出版。由于绝大多数用汉字写就，出版又是影印，因此，虽为韩国出版，但中国人也能看懂。　书中文章写于几百年以前，它们对于朝鲜人了解当时的中国应该是发挥过重要作用的。但在今天，我发现它们对于我们自己了解当时的中国特别是当时的北京同样具有重要的作用。以图书贸易为例。由于求购中国典籍是朝鲜使团的任务之一，因此《燕行录全集》有许多有关当时北京图书贸易的记载，从而为我们了解和研究清代的图书贸易提供了重要的参考。比如琉璃厂，现在大家都知道它是个很有历史的书肆，但它从什么时候开始兴盛成为有影响的书肆？据孙殿起辑的《琉璃厂小志》说，相传清朝某年，有一名江西的举子，来京会试不第，便在琉璃厂设立书肆，自撰八股文试贴诗，镌版出售，借此谋生，后来许多江西人依靠同乡关系也都来此地经营书肆，以江西人经营为主的琉璃厂书肆就逐渐多了起来。但可以推定，琉璃厂书肆在康熙时期似乎并不突出，因为致力于搜求中国典籍的朝鲜使团成员，在此时期及以前的《燕行录》还未提及这一地方。随着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四库全书》开始修编，琉璃厂书肆成为纂修官查资料、访书之所，各地图书也纷纷汇集于此，进而逐渐繁荣。也是从这时开始，《燕行录》有了非常多的关于琉璃厂书肆的记载。比如，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李德懋在《入燕记》中写到：“归路历观琉璃厂市，书籍画帧鼎彝古玉锦缎之属，应接不暇，颈为之披。”“因出阜城门，历琉璃厂，瞥看左右书肆，如水中捞月，不可把捉。”（《燕行录全集》，卷57，第277页）。此外，书中还有很多书肆经营和管理方面的记载，其中一则关于书肆以诚待客的故事值得在此一说。有一个书店叫五柳居，其主人叫陶生，他是当时诚信经营的代表。据孙星衍《五松园文稿》卷一“陶君墓志铭”载：“与人贸易书，不沾沾计利，所得书值百金者，自以十金得之，止售十余金；自得之若千金者，售亦取余；其存之久者，则多取余。曰：‘吾求赢余以糊口耳，己好利，亦使购书者获其利。人之欲利谁不如我！我专利而物滞不行，犹为失利也’。……朝之公卿、四方好学之士，无不知有五柳居主人者。李德懋在《入燕记》也记载过他的事迹。有一次，朝鲜书状官在五柳居所购图书没有取走，就已经起程离京，陶生发现后，让亲戚用车装载所购图书，追送至通州，交给购者之手。对此，李德懋不由得感慨：“益叹陶生之信实。”（《燕行录全集》，卷57，第320页）。　另一本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詹小洪教授的《告诉你真实的韩国》（山东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小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