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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论”的回顾与反思 《人民日报》2005 11 3 在当代文艺学、美学及相关学科的历史发展中，1985年被称为“方法论年”，在这一年 中引进的新方法、新观念不胜繁多，以至于多年前就成为人们的笑柄。在当时，对这种“进 口”现象担忧的人很少，而多数人都是怀着开放心态为之摇旗呐喊的。考其原因，后者一般都有一个相当朴素的想法，出于迅速走向人文世界前沿的热情与想象，一致地希望把西方已 有的学术成果“先拿来再说”。时间一晃20年过去了，回首往事，尽管不能说这种想法完全错了，也不应该否认新时期各种新方法在推动当代中国文艺学、美学学科建设上所做出的历史贡献。 但是，如果说它过于单纯、朴素，并留下相当严重的后遗症，我想并不为过。它的主要问题有二，一是天真地以为西方新方法可以“全部”拿来，经过一番学习、模仿、梳理、批 判以后就可以超越它。而实际情况是，“拿来复拿来，拿来何其多”，他们不知道西方方法 本身是一个“未定型之物”，也是中国学术界永远不可能“全部拿来的”。“拿来的越多， 就发现需要去拿的越多”，这是中国文艺学、美学界在晚近20余年里一直沉溺于其中的逻辑怪圈。二是对“拿来主义”的负面影响注意不够。对西方方法在中国的合法性与有效性，很 少做先验层面的严密梳理与更加烦琐的经验证明，所导致的直接后果就是盲目地“跟风”与 崇拜。而间接后果则是学术主体理性机能的严重萎缩或无法正常发育，久之就不再有独立思考、创造、建构与创新的精神生产能力。这种情况反过来又加剧了对西方的“跟风”与崇拜 程度，无法自拔。对此稍加追问就不难发现，如果西方任何方法对中国都是最先进的，都恰好可用来解释中国经验、解决中国问题，那岂不是说西方人的学术研究都是为中国文艺学、 美学复兴（或“超越西方”）而做准备吗？这就是“拿来主义”在当代最荒谬、而它自身又 毫无觉察的深层问题。 由此可知，对于当代文艺学、美学的可持续发展来说，最重要的问题早已不是五四时期的“拿来不拿来”，而是如何运用清醒的理性意识面对、处理大量积压的西方学术“舶来品 ”。换言之，西方方法在为当代学术主体提供新工具进行生产的同时，也严重污染、破坏了中国学术自身和谐与健康发展的主体条件。在当下的实际情况却是，人们学习与掌握的新方 法越多，就越严重地影响到他们正常的学术创造；人们脑袋里的术语、符号、逻辑模式越丰富，他们就没有办法进行理性的思维与构造。也就是说，理论家们越是从事理论的研究与探 索，他们本人就越来越不像是理论家，因为他们不是把对象、经验整理清楚了，相反却是“ 不说还明白”，乃至于“越说越糊涂”。这就是在当代文艺学美学研究中常见的异化关系。方法异化在当下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量”与“质”的矛盾。尽管西方方法在数量上 已不胜其繁多，但在对每种具体方法的理解与把握上，在很多情况下人们都难免于庄子所说的“固不及质”。 还有就是“博”与“专”的矛盾。方法众多，可以选择的空间很大，如果说它好的一面是为 学术主体提供了相当宽广的自由空间，那么其负面影响则正如郑板桥所说的“恰似暴富儿， 颇为用钱苦”。没有方法、工具是一种贫乏，这是人人尽知的道理。然而另一方面，如果面对的方法、工具太多，超过了主体可以学习、把握的能力，那么它必然带来另一种由于资源 过剩所导致的更苦恼的贫乏。三是对待不同学术方法的学术态度问题。由于缺乏或没有能力对不同方法之间做理性的比较与考量，人们在对待理论方法的学术态度上最容易采取的是“ 理性的独断论”。关于独断论，打一个比喻就如同“莫里哀的医生”，他们的特点是宁可把 病人治死，也不肯相信医学教科书上会有错误。而至于理性的独断论，由于它建立在片面的学术训练与偏狭的价值观念基础上，所以其问题比一般的教条主义要严重得多。简单说来， 就是自以为是地以为自己手中的方法最好，而其他人的方法都是陈旧、落后，一点存在的合理性都没有的。(刘士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