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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释文化视野中明末清初 惠州籍高僧函可奇诗解读 ◎ 杨子怡 【内容摘要】明末清初千山剩人函可和尚因诗而得罪，因罪而诗奇，其诗题材广泛，笔墨朴素，情感细腻，将个人身世之感与家国兴亡之恨打拼入诗，故感人至深。其浓浓的乡关之思、淑世之情及人伦之感，是构成其诗的基本内容，其人不愧为情僧，其诗不愧为奇诗。 【关键词】乡关思　　淑世情　　人伦情 北宋著名文学家欧阳修在《梅圣俞诗集序》中说：（诗）“盖愈穷则愈工。然则非诗之能穷人，殆穷者而后工也。”这是因为诗人在淹蹇困穷的环境中，身心受到拷掠，情志受到砥砺，幽愤郁积于心，情思敏发于物。诗人因穷而“自放”，也因穷而“味真”。故郁积的幽愤不但能够有助于诗人与外界建立较为纯粹的审美关系，发现自然的美和生活的奇；同时，也有助于敏感的诗人容易“兴于怨刺”，写出独特的内心感受，抒写出曲折入微而又带普遍性的物理人情。故“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戹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底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1](p83)诗穷而后工，已为历代无数的文人艺术实践所证明。诗僧函可千山剩人的诗歌创作再一次证明了这一点。 函可，字祖心，号剩人，又号搕。俗名韩宗騋，字犹龙。广东惠州博罗人。明代礼部尚书韩日缵之长子，其才气与声名“倾动一时，海内名人以不获交韩长公騋为耻”[2](p1)。崇祯八年（1635）其父病逝于任上，函可扶柩返乡，刺臂以血书写佛经，崇祯十二年（1639）与番禺孝廉曾起莘（释名函昰）相继上罗浮华首台寺拜空隐老人道独为师，皈依佛门。顺治元年（1644）以请藏入南京，在此期间他亲自目睹了沧桑变易，遂写下《变记》，顺治四年因此书而被絷，百般拷掠，“出万死几不一生”[3](p1)。继被械送北京下刑部狱，翌年得旨流放沈阳继续修行，奔走于沈阳、尚阳堡、千山等地，先后在普济、广慈、大宁、永安、慈航、接引、向阳等寺宏法。 函可由于亲身经历了“天崩地解”之社会巨变和个人的迁徙流离之苦，因此他能将个人身世之感与国家兴亡之痛打拼入诗，使得他的诗厚重、深沉、朴实、真诚，在诗坛独树一帜。诚如其弟子今何在《序》中所评：“古之为诗者多矣，未必罪；古之得罪者多矣，未必诗。吾师以诗得罪，复以罪得诗。以诗得罪，罪奇；以罪得诗，诗愈奇。”[4](p2)今何谈到了函可诗之奇和为什么奇，至于后者，今何已明白指出是因为“以罪得诗”故“诗愈奇”，也就是说函可的诗中有一种别人未曾经历过的罪人生活；至如函可诗奇之内涵，今何未曾道及。笔者认为，函可诗奇就奇在写出了他的真情实感，在他的诗中流露出他对社会苍生的真心悯念、对沧桑巨变的感怆以及对国家兴亡的深哀巨痛。作为僧人，本来应该泯灭世情，可他偏偏是一个情种，乡关之思，宗国之痛，苍生之苦，飘泊之感，无时无刻不在撕扯着他的心，他的诗不是写出来的，是伴着血泪流出来的。正如他在一首《读杜诗》所说的：“公诗化作血，予血化作诗。不知血与诗，万古湿淋漓。”他认为自已的诗是血凝成的。的确，其诗有太多的感怆：“年年荣落寻常事，识得春风恨便消。”（《落花》）太多的忧恨：“莫为空门能释恨，空门此日恨尤增。”（《剌翁来城见访》）太多的凄楚：“流光如矢命如尘，冰作生涯鬼作邻。”（《同阿字诸子夜坐》）太多的乡思：“只今五岭无消息，望断长干数落鸿。”（《秋呓八首》）太多的孤独：“磬敲零败叶，佛坐老孤灯。”（《雪中》）太多的眼泪：“开缄百拜泪淋漓，万里叮咛塞上儿。”（《接本师书并衣杖诸物》）太多的痴情：“请翻青史兼灯录，亦有痴顽似我不。”（《偶感》）这那像一个心如止水的佛教徒口吻，这分明是一个多愁善感的情僧写的一部心史。正是这种真挚的情感、丰厚的内容构成了函可诗的奇趣奇味。刘鹗在《老残游记自序》中曾说：“《离骚》为屈大夫之哭泣，《庄子》为蒙叟之哭泣，《史记》为太史公之哭泣，《草堂诗集》为杜工部之哭泣；李后主以词哭，八大山人以画哭；王实甫寄哭泣于《西厢》，曹雪芹哭泣于《红楼梦》。”[5](p1741)我们应该补充一句：剩人函可以诗哭，寄哭泣于《千山诗集》。一个出家人写出如此让人铭心刻骨的深情之诗，似乎令人费解，但我们只要把它置于儒释文化的视野中去考察和观照，就不难理解了。函可的奇情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一、传统文化中的乡思母题： “几年无复听乡音，一听乡音泪更深” 函可是一个吟咏很勤的诗人，他在佛事之余凡目之所遇，心之所感，情之所系辄发于诗，为后人留下了1500余首诗。在这些诗中，他写得最多最感人的是那些表达乡思的诗，在这些诗中充满了浓浓的乡国之情。诸如“身轻曾似叶，泪落正如麻。计日边城近，伤心故国赊”（《初发》），“片纸来天外，封题自广州。开函不敢读，一字一生愁”（《接乡书二首》），“明月照梦中，荒荒万里白。惊起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