痕迹-地方性与历史叙述.docVIP

痕迹\地方性与历史叙述 　　 “痕迹”在刘恪的小说理论中占据着一个十分微妙的位置，尽管在他的两本小说理论著作中，并没有为这个概念留下任何确定的阐释空间，但痕迹这个概念却以各种形式流淌于他对小说的解读中。窃以为，这一概念恰恰切入了现代小说语言美学的要害，它集有形与无形于一体，在象与象外相和的世界中，悄然留下无痕的一笔，也使得小说分析不仅仅是语言的逻辑展示，还是小说语言编织的美学世界的呈现过程。 　　一 　　 在《现代小说语言美学》一著中，刘恪特意谈到地方语言会在小说语言的三个方面留下痕迹。首先是语音的痕迹。汉字字形的平面化抹平了语言中存在的地方性声音差异，但作为说的语言在作为写的语言中并不会完全丧失其地方特性，而呈现为一种不符合标准汉语的文字组合形式，甚至在声音上也显得十分生硬，但这生硬的声音恰恰是语言地方性的一种表达形式。如鲁迅小说中的“好鲍勃罗”，在南方语言中表现为一种委婉的口音，这与标准汉语的生硬的声音完全不同，而痕迹就存在于两种不同声音的差异性系统中。其次是叙述人讲述的痕迹。尽管在小说写作中， 叙述人会以各种形式将自我包装起来，尤其是通过标准化的官话，将自己打扮成一个谁都可以懂他讲的话的人，但地方性的口音依然会以各种形式存留于叙述人的声音中，鲁迅的绍兴风格、老舍的北京口音、沈从文的湖南味道都会在叙述中显现出来。从这个角度看，我们所说的关于作者的风格，实际是与声音紧密结合在一起的，甚至是与作者所生长的地方文化密切相关的，这种风格不仅仅是个体的，还是地方的，二者的结合，以痕迹的形式存在于作者书写的风格中。其三是人物对话的痕迹。这体现为小说中具体的人物语言形式，并表现出明显的地方特征。刘恪认为，这种地方性，有时是作者故意加上去的，鲁迅于《离婚》中所写的爱姑的骂人话“那个娘滥十十万人生的”，老舍《骆驼祥子》中写虎妞的话“跟你说好的算白饶”，沈从文则在《边城》中写人夸翠翠长得“标致，像个观音样子”，都成为一种地方性痕迹的直接表达，即一种有形的痕迹。但这种对话的痕迹更多地体现于写作的无意识中，而不以对话的形式表现出来。例如鲁迅的小说《孔乙己》，人物的对话是经过作者高度编排之后的结果，可以说是在整体上丧失了地方性，但“温一碗酒”“要一碟茴香豆”这一独特的意象形式，还有小说那句经典的开篇语：“鲁镇的酒店的格局，是和别处不同的，都是当街一个曲尺形的大柜台，柜里面预备着热水，可以随时温酒。”都在塑造着一种声音氛围。而盐煮笋、茴香豆等的下酒物，短衣帮们站着喝酒的形态，都以各种方式塑造着对话人的声音特点，并形成了一种无意识的声音氛围，它似乎难以被捕捉到，但它又具体地存在在那里。因此，所谓无意识的声音痕迹可能并不存在于人物对话的声音之中，而是存在于对话声音之外的氛围塑造中。 　　 对于此，刘恪做如是解，“地方化是胎记、是血液。在一个作家的小说语言中闻一闻，你便可以嗅到他故乡的气味。”胎记往往是一个人身体上的隐秘存在，是难以示人的地方。而血液则是贯穿于身体的脉络，它或许会隐隐显露于皮肤之下，却无法被直接触摸，只有当身体被刺破，血液才会流淌出来；也就是说，只有当个体的精神受到直接的刺激，个体不得不做出激烈的反应时，个体的地方本能才会在语言中爆发出来。这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在小说写作中，偏偏是在一些脏话中、在一些不堪入目的叙述中，地方性的语言会以如此张扬的形式呈现出来。 　　 对痕迹的叙述是与地方性这一观念紧密结合于一起的，刘恪以为，地方文化会以各种方式渗透于作家的写作中。作家往往会选择自己生活过的地方作为故事生成的背景，这些地方不仅塑造着作家语言编织的形式，还塑造着作家在小说中所编织起来的气味、气质，并使得语言本身获得了一种不同于标准语音的差异性声音的质。尽管作家有可能尝试不同地方的写作，并模拟其他地方的声音形态，但却无法从根本上剔除掉其存在于血脉中的地方本能。因此，地方性成为语言痕迹得以存在的现实基础，是个体的胎记和血液，是作家无法抗拒的无意识世界。 　　二 　　 痕迹从根本上是一种审美表达，它集有形与无形于一体，是象与象外的结合。有形是它生成于具体的地方中，无形是它必须表现为文字的延异。象，表现为它是小说中具体的形象塑造，象外则是因为它必须存在于不落言筌的声音中。痕，许慎于《说文解字》中说其意为“胝瘢”，清人段玉裁注释说是“胝之伤。”所谓“痕”是指一种身体的创伤。而迹，《说文》说是“步处也”，即行走过的地方，段玉裁引庄子言说，“夫迹，履之所出，而迹岂履也？”迹不仅仅是行走的结果，更存在于行走之外。而痕迹就不仅仅是外在力量对身体创伤后所留下的疤，还是这疤的若隐若现的状态，它是高度身体性的。“痕迹”这一现代汉语的组合形式保留了古典汉语的两个含义，不仅指疤痕，还指一种残存的若有若无的状态。具体于刘恪对小说语言的叙述，当语言不仅指一种确定的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