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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文 灿烂的唐文化 一、唐王朝的对外交往 强盛的唐王朝对外采取比较开放的政策，积极同各国交往，尤其同亚洲近邻交往频繁。同时，灿烂的唐文化也吸引着周边的许多国家。据史书记载，唐王朝曾与300多个国家和地区互相交往，每年都有大批外国客人来到首都长安。唐政府设有专门机构负责接待外宾，设置翻译人员，为各国使者、商人提供各种便利。 发达的对外交通 由于国际交往的需要，唐朝的对外交通很发达。当时对外交通的道路主要有两条，陆路交通以长安为中心，向东可以到达今天的朝鲜，向西经陆上“丝绸之路”，可以通往今天的印度、伊朗、阿拉伯以至欧非许多国家。海路从登州、扬州出发，可达今天的韩国和日本。从广州出发，经“海上丝绸之路”，可到达波斯湾。 唐朝正是因为有了这几条便利的交通线，才使得对外友好交往来得以发展。同时，唐朝政府鼓励外商来中国贸易，允许他们在中国长期居住，和中国人通婚。南方的广州是自汉朝以来就与海外通商的都市，唐朝时成为南方重要的外贸中心，大食、波斯等国的商人云集广州。为了加强，唐政府在广州设市舶使，管理对外贸易，这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次设置对外贸易的官署。 唐朝前期，国家安定，对外交往提供良好的社会环境。 繁盛的对外交往 唐朝初年，朝鲜半岛上的国家和唐朝都有往来。7世纪后期，新罗和唐朝往来频繁。在各国中，新罗派往唐朝的使者、留学生及商人的人数是最多的。唐朝的长安和沿海很多城市设有“新罗坊”“新罗馆”，接待新罗商旅。对外贸易方面，新罗输入唐朝的有马、牛、麻、人参等，新罗从唐朝引入茶种，雕版印刷术，以及高超的制瓷、制铜技艺，中国的丝绸、茶叶、瓷器、药材、书籍等输入新罗。新罗人广泛研究中国的政治、历史、哲学和天文、历法、医学等，许多新罗的文人会写唐诗，在姓氏、服饰、节令、风俗等方面深受中华文化影响。 唐朝时，日本派遣的使者、留学生和学问僧的数目也很多，仅次于新罗。日本派遣来唐的“遣唐使”有十多次，其他官员和留学生来唐最多一次达五六百人，他们学习中国的生产技术、哲学、历史、政治经济制度、文学艺术、建筑技巧和生活习俗等。来唐的学问僧人数是留学生的三倍半以上，他们的主要目的是寻求佛法，来唐后寻访寺院，问师求法，也参加寺院的各种佛事活动，他们把当时佛教的各主要宗派介绍到日本。唐朝同日本的贸易往来频繁。日本出土了大量的唐币“开元通宝”，中国也出土了日本的银币。 “天竺”是唐朝对印度的称呼，我国很早就与印度有了联系，佛教就是汉代由印度传入的。唐代，中国与天竺的文化交流主要围绕佛教进行，当时曾有许多僧人前往天竺求经，其中最主要的是玄奘。唐朝输入天竺的物品包括丝、茶、纸、铜、药材；天竺则向唐朝输入甘蔗、胡椒、棉布、宝石、珍珠等。 波斯商人足迹遍布唐朝各地，他们在中国开设“波斯店”，把胡椒、波斯枣、药品、香料、珠宝等输入中国，把中国的丝绸、瓷器、纸张的源源不断地运往波斯，并从那里转运到西方，在中国古代医药学著作中出现波斯药材名，近年来西安、太原等地出土了为数不少的波斯银币，说明唐与波斯商业贸易很繁荣。 从唐高宗时起，大食与中国通使，以后的100多年里，大食派使节来唐达三十多次。大食商人也到中国经商，把中国的造纸、纺织技术传到非洲和欧洲；中国的瓷器、唐三彩等也受欢迎。许多大食人留居中国，有的在唐政府任职当官，还有的通过科举考中了进士，传为佳话。 唐代，中国和许多国家有着广泛密切的经济文化联系，各国使者和人民的来访，扩大了中国人民的视野，丰富了中国人民的经济和文化生活。同时，唐文化向外传播，对世界经济文化发展方面也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二、胡风盛行——中西交融的日常生活 唐时，来自许多地区的人和货物都被唐朝人称作“胡”。这一名称在古代中国专门指称中原王朝北方边境地区的邻人。在唐代，主要用于称呼西方人，特别是波斯人。 唐代，由于边疆与内地交往频繁，中外交流也多，不同民族不同国家的生活习俗渗入人们的日常生活，使唐朝的社会生活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在社会的各个阶层和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人们形成了热衷于追求外来物品的风气，我们称为“胡风”，8世纪是胡食、胡服、胡乐特别流行的时期。 饮食 唐朝流行各种从外国传来的食物，最流行的就是各种类型的“胡饼”。西域各族进入内地，改进了对面食的加工方法，胡饼成为人们普遍食用的一种食品。此外，还有制作工艺很复杂的油煎饼，外脆内软，香甜可口，往往在宴席上出现。 胡椒是唐代人喜欢的调味品，在当时非常昂贵，被贵族们作为财富囤积。 汉代时西域的葡萄种子被引进内地，直到唐朝，葡萄在人们心目中还保持着与本文的密切关系。葡萄作为外来装饰的基本图样在丝织品上使用，在唐镜的背面也有葡萄纹样式。随着唐朝对西域的征服，酿酒的葡萄被引入，葡萄酒的制作工艺也传入了，变得家喻户晓。 还有不少蔬菜传入唐朝。如来自尼泊尔的菠菜，来自印度的刀豆，以及来自地中海的莴苣等。 唐太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