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台湾乡土文学论战３０周年.docVIP

纪念台湾乡土文学论战３０周年 　　说到“乡土文学”，有趣的是：一般所称“乡土文学”的代表作家如黄春明和王祯和等，都不同意将他们的文学称为“乡土文学”。中国新文学在台湾的发展，有一个过程。经过60年代晚期以前的“西化”时代，在70年的前夕和70年代初年，作家开始以现实主义的形式，以台湾社会的具体生活为内容，检视西方支配性影响在台湾农村所造成的人的困境。70年代以后，杨青矗的工厂和王拓的渔村成了小说的主要场景。他们在现实生活中找题材，找典型的人物，在现实的生活语言中，调取文学语言丰富的来源。在这一个意义上，王拓说：“是现实主义文学，不是乡土文学。”对“西化”的反动和现实主义，是这一个时期文学的特点。 　　从历史上看，“乡土文学”是抗日文化运动中提出来的口号。由于深恐中国文学在殖民地条件下消萎；由于中国普通话和闽南话之间的差异；由于日治时代台湾和大陆祖国的断绝，当时，伤时忧国之士，乃有主张以在台湾普遍使用的闽南话从事文学创作，以保中华文学于殖民地，而名之为“乡土文学”。 　　当然，今天情况已有大的不同，但相对于过去“乡土文学”有强烈的反日帝国主义的政治意义，今天的作家，也在抵抗西化影响在台湾社会、经济和文化上的支配，具有反对西方和东方经济帝国主义和文化帝国主义的意义。毫无疑问，由于三十年来台湾在中国近代史中有其特点，而台湾的中国新文学也有其特殊的精神面貌。但是，同样不可忽视的，是台湾新文学在表现整个中国追求国家独立民族自由的精神历程中，不可否认地是整个中国近代新文学的一部分。 　　――陈映真 　　（摘自演讲辞《文学来自社会反映社会》，1977年7月1日《仙人掌》杂志第5期） 　　 　　1977年开始的台湾乡土文学论战，是台湾光复后一次空前规模的文化论战。在这场涵盖了文学、政治、经济、意识形态等多个层面的文化思想论战中，乡土文学的作家和理论家大力张扬了台湾新文学的民族性，自始至终贯穿了反帝反封建的爱国精神；张扬台湾新文学的现实主义精神；张扬台湾新文学的民众性，提倡关怀民间、表现民众疾苦的人生态度与文学观。在这场论战30周年之际，回顾台湾乡土文学的正确道路，反对“文学台独”，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报特编发此期专刊，以飨读者。――编 者 　　 　　 　　反对“文学台独” 　　□赵遐秋 　　30年前，在台湾，发生了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的一件大事：关于“乡土文学”的论战。今天，纪念那场论战30周年，回顾历史，人们不会忘记，就在论战激烈展开的时候，在“乡土文学”派的内部，也曾发生过严重的分歧。那就是，叶石涛最早敲响了“去中国化”的、鼓吹“文学台独”的“分离主义”出台的锣鼓，高度警觉的陈映真立即给予了揭露和批判。 　　那是1977年5月1日，叶石涛在《夏潮》杂志第14期上发表了《台湾乡土文学史导论》一文，对“乡土文学”做了别样的阐释。叶石涛把1697年的从福建来到台湾的郁永和的《裨海纪游》到吴浊流的小说之间的台湾重要作家作品都包罗进去，把近、现代的至少是1945年前的台湾地区的中国文学，全都看作是“乡土文学”，又从这“乡土文学”衍生出了一个“台湾立场”的问题。叶石涛说，台湾从陷日前的半封建社会进入日治时代的资本社会之后，在资本主义社会形成过程之中，近代都市兴起，集结在这些近代都市中的，是一批和过去的、封建的台湾毫无联系的市民阶级。他们在感情上、思想上和农村的台湾的传统没有关系，从而也就与农村的、封建的台湾之源头――中国，脱离了关系。一种近代的、城市的市民阶级文化，相应于日本帝国对台湾之资本主义改造过程，相应于这个过程中新近兴起的市民阶级而产生。于是，一种新兴意识――“台湾人意识”产生了。进一步，叶石涛将这“台湾人意识”推演到所谓的“台湾的文化民族主义”，说什么，台湾人虽然在民族上是汉民族，但由于上述的原因，发展了和中国分离的、台湾自己的“文化的民族主义”。 　　叶石涛的这种观点遭到了陈映真的批判。陈映真在1977年6月的《台湾文艺》革新2期上发表了《“乡土文学”的盲点》一文，一针见血地指出：“这是良苦的，分离主义的议论。” 陈映真认为，日据时代的台湾，仍然是农村经济而不是城市经济在整个经济中起着重大作用。而农村，正好是“中国意识”最顽强的根据地。即使是城市，中小资本家阶级所参与领导的抗日运动，也都“无不以中国人意识为民族解放的基础”，所以，“从中国的全局去看，这‘台湾意识’的基础，正是坚毅磅礴的‘中国意识’了”。由此，陈映真断言：“所谓‘台湾乡土文学史’其实是‘在台湾的中国文学史’。” 　　显然，陈映真和叶石涛对台湾乡土文学的这种不同的解释，表现了他们在政治观、历史观以及文学史观方面的根本分歧，关系到整个台湾、台湾文学归属的重大问题。只是，当时，“乡土文学”论战的主要对立面，是恶性的“西化”现象和外来殖民经济的影响，以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