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贯穿时空看西京 　　在当今中国画坛，王西京是少数几个能够通透人类历史文化而进行艺术创作的画家之一。西京笔下的人物多是那些能够冷峻面对沧桑世事的仁人志士，这就牵引出了王西京在艺术创作过程中的那条主线――“士”文化精神。王西京的艺术作品不是泛泛的技巧与形式的嫁接，他把自己完全融入民族文化的血脉，从中感受中华民族曾经的苦难、逝去的辉煌、人性的尊贵与卑微，然后试图在自我打造的桎梏中寻找民族文化的康庄大道。所以说，王西京在艺术探索中不仅仅是为了寻找美，他更像行走在艺术道路上的朝圣者，三步一磕就是为了寻找通往人类幸福的那条通途，可以说王西京既是一位理想主义者，也是一位现实主义者。 　　 　　1.《远去的足音》1984年 　　 　　2.《刘少奇》1997年 　　 　　3.《陈毅》1997年 　　 　　在王西京的众多艺术作品中无不彰显出这种大旗昭昭的“士”文化风骨。《远去的足音》里的戊戌六君子，都是在中国古代“士”文化浇铸中而形成了铮铮铁骨，他们胸怀着不可动摇的信念，在一种悲壮苍凉的英雄主义氛围中赴向刑场，王西京在此时同戊戌六君子悲凉与豪迈的心志融在了一起……他在某种神秘力量的昭告下完成了艺术与精神领域的绝唱。 　　王西京在保持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完整性上是十分清醒的，他在艺术创作时把灵魂与思想放到第一位，其次才是艺术的形式与语言，这样他就和“玩艺术、玩笔墨”的“里手行家”拉开了很大的距离。在王西京笔下也有很多以古典诗词和历史典故为文化背景的清逸之作，诸如《唐人诗意》、《魏武观海》、《竹林七贤》……从这些作品中显现出王西京对绘画语言的高超组织能力，他的笔墨语言显然不是当下所流行的所谓的没有灵魂的“笔精墨妙”样式，他注重萃取出与题材灵魂相一致的笔墨语言，它始终随着作品中人物的命运与心境而变化，笔墨的浓、淡、干、湿，线条的提、按、转是生命的音符，是性灵的旋律，最后奏成了堂堂正正的黄钟大吕。《魏武观海》中的生倔与沧桑笔墨，让贯穿时空的“士”风骨跃然纸上，这既是对历史的重读，也是对“士”文化精神再次准确地把握。对于领袖题材的格外垂青也是王西京站在“士”文化角度关照中国近代史的独到选择，对于经历了封建社会的旧文人来讲，他们以和统治阶级的不合作态度标榜自己的“高风亮节”，以他们的惯性思维，画领袖题材无疑是粉饰太平的不齿之举。对于这一点王西京又一次表现出了他的真知灼见，他在一篇讲演稿上写到“我是一个普通的文艺工作者，伴随着共和国50多年的风风雨雨，经历了漫长而艰难的历史困惑，深知改革成果来之不易。我清醒地看到，中国新文化运动和欧洲文艺复兴，都曾使东西方步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这是一个伟大的、进步的变革，如今回眸那些洞察风云、推动潮流的先驱――伏尔泰、卢梭、李大钊、鲁迅等，仍令我由衷敬佩而动容不已”。很明显王西京早已超越了旧文人那种以“清誉”而害大义的狭窄心胸，他冷静地认识到“士”文化精神是贯穿所有炎黄子孙的铮铮风骨，它是不分贵贱而超越时空的。 　　 　　1.《阿Q画押》1982年 　　 　　2.《画家李可染先生》1988年 　　 　　3.《蒲松龄小像》2005年 　　 　　王西京对汉唐文化是十分推崇的。正是准确的文化解读，形成了王西京一幅幅饱涵汉唐“士”文化风骨的高雅作品，作品中的人物既是闲适的，又是积极向上的，在骨气中透射出让人充满敬畏感的温文儒雅。这些作品中王西京以他对汉唐文化精神恰如其分的把握，似乎让我们看到了使民族文化精神恢复元气的可能。 　　王西京出于对中国历史的清醒认识，他没有选择逃避也没有陷入一种对文化母体充满优越感的深溺。他象医术高明的医生一样解剖了中国传统文化，试图剔除文化母体中的毒瘤以使她能够在漫长的人类历史长河中依然保持健美的身姿。在理智与情感的交织中，王西京绘就了《阿Q画押》，画面中的主人公形象代表了在中国历史的长河中某种集体无竟识所造成的可悲一幕，面对我们曾经的祖辈――阿Q的木然表情，我们无法不为之心灵颤栗，民族灵魂的麻木在此时应该猛醒了，这也是王西京的苦心所在。王西京已超越用“支离破碎”的笔墨语言体系来解读国画艺术，他是用“以一贯之”的文化本位思考解决了中国画进入现代的语汇问题，但他依然没有忽视作为国画艺术的笔墨语言体系，只是给这个体系融入了使之鲜活的一种生命感――冷峻理智的哲思。 　　王西京同样也很关注中国画的现代化问题。中国传统人物画难于表现千变万化的社会生活，弊端十分明显。传统国画如同中医，其功用在于养，然而沉疴已深时，西医立竿见影的特效优势极为明显。所以近代的一些“仁人志士”开出了“以西济中”的药方。徐悲鸿先生也提到了面对新时代传统绘画“表现力不够”的课题，所以引进了西方的素描体系来改造国画。王西京也是这个教学体系下的受益者。 　　 　　1.《古人诗意画》199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