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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铜镜文明 　　编者按：2007年10月中旬，全国第七届民间收藏文化高层论坛在湖北荆州市召开，主旨为铜镜文化，有多位铜镜研究专家与会。会议就铜镜的内涵、源流、纹饰及其制作工艺等作了全方位、多角度的探讨，提出了很多有益的见解。本期我们选发杜遁松、孙克让、董亚巍、王棣四位先生的文章，希望能对铜镜收藏者有所裨益。 　　我们的祖先创造生活，热爱生活，不但在劳动中生产出赖以生存的物质资料，同时也进行艺术的创造，表达对美的追求。中国古代铜镜就是古人在对美的执著追求中发明和发展起来的，它是古代文明，尤其是青铜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 　　关于铜镜的起源问题，从文献看，可以追溯到古史传说时代。《黄帝内传》：“帝既与西王母会于王屋，乃铸大镜十二面，随月用之。”又《玄中记》：“尹寿作镜，尧臣也。”这些古老的传说虽然无确切的实物资料作为凭据，但可以作为探索铜镜起源的一把钥匙。 　　从考古发现的实物资料看，原始社会后期的齐家文化已有铜镜出现，这是迄今在我国发现的最早的铜镜，在铜镜发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甘肃广河齐家坪和青海贵南尕马台出土的铜镜，圆形，弓形小钮。齐家坪镜的一面背无纹饰，尕马台镜的一面背饰两周弦纹，在两周弦纹间再饰直线纹和人字形弦纹。齐家文化的铜镜形体都较小而外表粗糙，呈现出铜镜的初始形态。 　　 　　殷商时代的铜镜也有少量发现，在安阳殷墟5号墓发现了4面，特征是弓形小钮，背饰以弦纹(图1)，二周、五周、六周不等，有的还在弦纹之间饰有一条条短线纹，个别镜缘处铸出一周乳钉纹。从总体看，这4面铜镜仍然表现了朴素粗拙的风格。西周时代的铜镜，陕西渭南桑园圃出土了一面，为橄榄形钮，素面，可定在西周前期。东周时期青铜礼乐器逐渐减少，日常生活用器迅速增加。而在日常生活用器中，铜镜则占有很大的比重，并有着重要的地位。最有名的应是河南省三门峡市上村岭虢国墓地发现的几面春秋时代的铜镜，其中两件为素面，一件饰有虎、鹿、鸟纹图案(图2)。山东临淄郎家庄和辽宁宁城南山根均出有这一时代的铜镜。 　　在“事死如事生”和“诸养生之具无不从者”的思想支配下，铜镜也常常被用作随葬品。考古发现的战国铜镜，不但出在较大型的贵族墓中，而且在一些小型墓内也常有发现，大量铜镜在这时应是一种“市卖之物”。 　　战国铜镜的制作特点是多圆形、少方形、圆形镜多为素卷缘，方形镜有较宽的边沿，形制轻巧，镜较轻薄，厚度为0.1～0.8厘米，直径一般为10～20厘米。镜钮多为细小的弓形钮，钮上常有几道弦纹，钮的周缘常有圆形或方形钮座。钮制较特殊的一例是北京故宫博物院珍藏的一件背钮为蛙形的战国镜，世所罕见。 　　战国铜镜不铸铭文，但花纹式样极其丰富多彩，除素面外，还有单层或双层花纹。对花纹种类的划分是非常重要的，它可作为区分战国时代不同时期铜镜的重要依据。关于战国铜镜分期可依据近年来考古学界建立起的分期序列，公元前5世纪为战国早期，公元前4世纪为战国中期，公元前3世纪为战国晚期。依铜镜花纹种类可以区分出铜镜早、中、晚三期的基本特点。但应明确指出的是：有的花纹种类在战国早期已出现，以后继续存在并有所发展；某些花纹种类只存在于一个时期内，以后则逐渐消失。大体说，早期主要流行素镜，例如长沙龙洞坡出土的一面，粗拙朴素，上限为春秋末期，下限为战国初期。河南信阳长台关战国早期楚墓出土了两件彩绘铜镜，一面为卷云纹，一面为虺蛇纹，都有很高的艺术价值。中期主要有龙纹镜、四山纹镜、蟠螭纹镜，新出现的有菱形纹镜、四叶纹镜和兽纹镜等(图3)。菱形纹镜地纹为羽状纹，用较宽的凹面带作菱形纹，各凹线接合起来似井字形，在备空面配以四瓣花纹；四叶纹镜是在方座四周或圆座每隔90度弧上各出一桃形叶纹，长沙月亮山、沙湖桥出土的这类镜子可作为代表；兽纹镜是用凸线条简单勾勒出一圈似鹿、鼠等不同形状的四兽或五兽，长沙斗笠坡曾出土一面涂朱的兽纹镜，是极少见到的。也有些兽纹镜的兽纹图案是分内外两圈进行装饰的。晚期主要有素镜、龙凤纹镜、弦纹镜、四山纹镜、四叶镜、兽纹镜，新出现的主要有连弧纹镜、几何纹镜、狩猎纹镜、五山字镜等等。湖南长沙沙湖桥出土一面连弧纹镜，在云纹上再加龙纹。湖南郴卅f马家坪出土一面几何纹镜，图案以双线三角形的规矩纹为主，并间以花叶、鸟纹。这时在四山镜继续流行的同时，也出现了五山纹镜，下限到秦楚之际。传世品中偶然见到六山镜，其时代一般应在战国晚期以后。狩猎纹镜是战国镜中特别引人注意和令人感兴趣的，解放前，河南洛阳金村出土一面错金银狩猎纹铜镜，图像内容表现了骑马武士手持利剑，正与恶豹搏斗的场面。 　　湖南出土的战国铜镜不但数量和种类多，而且质量精，表明了楚国铜镜制造业的发达。北方黄河流域出土的战国铜镜则数量少，花纹简单。值得特别注意的是，在少数民族地区也发现了风格独特的铜镜。 　　能够确定为秦代的铜镜很少。1975年湖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