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来负担“产假”所造成的社会成本？.docVIP

谁来负担“产假”所造成的社会成本？ 摘要： 本文通过考察我国现行的产假制度，回顾历年来女性在工作中所面临的不平等以及造成这些不平等的原因，结合国外产假制度，认为女职工因生育所造成的社会成本应由社会负担。生育作为保证人类繁衍的唯一手段，对人类具有重要意义，其保障制度可以参考住房公积金制度，使其具有强制性、互助性、保障性用人招聘会否歧视未婚女青年？产假延长后，用人单位在招聘时，为了规避用人成本，很可能在招聘时附加条件：要求是已育女性，或者要求未婚女性在规定期限内不得生育。而对于女性求职者来说，为了求得一个饭碗，只有忍气吞声产假休完产妇能否重返原岗？现在的多数用人单位都是“一个萝卜一个坑”。产妇休产假期间，她的工作无疑会被别人暂时代替。产假休完后，产妇要求上岗时，岗位被人取代。为了避免工作频繁变动造成的磨合期，用人单位很可能对产妇进行冷处理，或者给产妇安排一个闲差，或者让产妇给人“打下手”。虽然产妇重新上岗了，但是“人是岗非”，给她造成的心理压力，不利于个人成长，也不利于哺乳喂养。显功能有助于系统的调整和适应的客观后果，这种适应和调整是系统中的参与者所期望达到或能预料、认识到的潜功能是没有预料也没有被认识的客观后果。外部性指由于市场活动而给无辜的第三方造成的成本。外部性就是指社会成员(包括组织和个人)从事经济活动时，其成本与后果不完全由该行为人承担，也即行为举动与行为后果的不一致性。政府政策的变化必然影响到女性劳动力在劳动就业领域中的地位状况,最明显的一个例子是女性劳动年龄人口的就业率逐步下降。同时,经济改革的实施,导致了市场经济逐步取代原有的计划经济,收入分配机制发生根本改变,从而男女就业者的收入差距也开始发生变化。对此，引起了学者们对性别收入差异与市场化关系的讨论，市场化的推进对于性别收入差异究竟有无影响？其影响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在这个问题上,目前存在三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认为市场化会增加性别歧视,因为女性在再分配体制中得到的保护逐渐消失;另一种观点刚好相反,认为市场化会减少性别歧视,因为市场带来竞争机制,性别等先赋因素的作用在减弱;而第三种观点则认为市场化与性别平等之间并没有直接的关联。 职业性别隔离导致性别收入差异 西方经济学和社会学研究中,解释性别收入差异的理论主要有两种:一是从劳动力供给方(受雇者)角度出发的人力资本理论,另一是从劳动力需求方(雇主)角度出发的职业性别隔离理论。前者认为女性在性别收入差异中的体现主要是由于女性自身对人力资本的投入较男性少。职业性别隔离则强调结构因素，并以此推断出劳动力市场存在性别歧视。 职业性别隔离也称性别职业分割,根据“拥挤理论假说”(Bergmann,1974)的解释,是指男女工资差异并不只是源于对同一职业中对女性的歧视,而且还来自于性别职业分布的不同。也就是说,在男性和女性劳动市场相互分割的情况下,由于对女性开放的职业是非常有限的,女性只能集中就业于这些职业,她们的大量供给造成了这些职业工资水平的下降。由于女性很难进入到男性主导的职业,因此这些职业的劳动供给相对不足,其工资水平要高于对女性没有限制的劳动市场上的水平,从而导致职业之间的工资差异,进而导致男女工资差异。这个理论阐释了对女性的职业排斥及职业歧视是导致男女工资差异的重要原因之一。 2000年，一项基于人口普查数据的研究显示,在中国城镇劳动力市场中,职业性别隔离现象也很明显。当年，职业性别隔离指数(index of dissimilarity,即邓肯指数)为0.407,意味着超过40%的男性或女性在职人员需要转换他们的工作以达到职业的性别整合。吴愈晓、吴晓刚08年和09年关于职业隔离的研究都认为，职业的性别隔离是中国城镇体制内劳动力市场收入分配和性别收入差异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另外,职业的性别隔离很大程度上造成了是国有部门的性别不平等，而对于体制外劳动力市场的收入分配以及性别的收入差异却没有影响。 家庭投入导致市场受损 女性之所以在工作中受到不平等的待遇是因为她们作为女性的本质。如果说人力资源及其职业投入具有更多的“市场属性”，那么女性所履行的“母性”活动则是“社会属性”的。女性的生育、抚育活动并不单纯为了自己，也不完全是为了小家庭。对于人类，她们实现着代代的繁衍。当他们面对市场时，市场中的雇主是功利性的，他们以能否实现最大化的利润或最大化的边际生产力作为雇用选择的唯一标准。聘用女职工就意味着他们将承担更多的额外成本，因此雇主不愿雇用与男性相比具有额外成本的女性。即使雇用，也不肯让她们担任责任重大的职务。 女性履行社会责任、为社会做出的贡献由个人承担的比例越大，她们在劳动市场中的处遇就越是不公平。相反，女性履行社会责任的代价由社会所分担的比例越大，她们在劳动市场中的处遇就越会趋向于公平。既然“母性”活动属于社会责任和社会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