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霸王别姬》与《梅兰芳》之比较.docVIP

《霸王别姬》与《梅兰芳》之比较 　　摘要　《霸王别姬》与《梅兰芳》同为陈凯歌作品，二者在以下方面存在异同：(一)思想内容：从情节到历史层面，再到人性、文化层面，二者各有侧重；(二)人物形象：京剧是二者最大的主角，而性别对前者来说是一种文化诉求，对后者来说是一种塑造人物形象的手段；(三)叙事结构：前者采用了将戏剧与电影情节紧密衔接的“套层结构”，后者则用信件内容将全片三大部分串联。比较这些方面的异同，可以加深我们对陈氏京剧题材电影的创作特性及其变化的了解。 　　关键词　陈凯歌；《霸王别姬》；《梅兰芳》；思想内容；人物形象；叙事结构；异同 　　 　　在众多杰出的“第五代”导演之中，陈凯歌以其富含深沉的哲理思辨、厚重的文化反思与浓厚的人文情怀的数部电影佳作成为当仁不让的领军人物：从《黄土地》《大阅兵》《孩子王》和《边走边唱》对电影本体美学的重建和探索，到《霸王别姬》(以下简称《霸》)和《风月》对电影艺术经典元素的把握，再到《荆轲刺秦王》《温柔地杀我》《和你在一起》和《无极》的缓慢而艰难的商业化转型，都凸现了中国文化的特质和中国文人的精神追求，也体现了二十多年来中国整体电影环境的嬗变对导演个人的电影认知观的影响。然而，在经历了1984年《黄土地》的震撼人心与1993年《霸》的顶级辉煌之后，2005年《无极》作为陈氏从知识分子精英文化向大众文化、从艺术电影到商业电影的转型之作，却将其跌至电影艺术生涯的谷底。2008年的《梅兰芳》(以下简称《梅》)上映后，国内影评界对其思想与艺术成就的褒扬之声不绝于耳。《电影艺术》主编吴冠平认为：“影片毫无疑问达到了中国电影制作的高水准。”中国艺术研究院影视研究所所长丁亚平写道：“这应该是2008年最好的电影精品。”“《梅兰芳》首周票房破4000万，预估拿下1.5亿。”《梅兰芳》使陈氏终于在民族与娱乐、艺术与商业之间找准了平衡点，成为陈氏卖好又卖座的收复山河之作。由于影片同样借助了京剧这一艺术表现形式，同样以男旦为主角，与其巅峰之作《霸》有可比性。 　　 　　一、思想内容 　　 　　《霸》主要讲述了从1924年到“文革”结束(1977年、1978年)京剧艺人程蝶衣、段小楼和青楼女子菊仙的生死离别和情感纠缠，将三人跌宕起落、合合分分的人生故事糅合进中国半个多世纪的政权更迭和历史变迁中，翔实地反映了新旧社会的梨园生活，具有一种纵深的历史感和沉厚的史诗风格，阐发了创作者对人生、人性、历史和文化的哲学思考和电影艺术创造的审美意识。单从故事情节层面来看，电影看似着重于个人情感方面的纠缠变化，段、程或段、程、菊仙或段、程、袁四爷之间的感情纠葛，尤其是“一个男人对另一个男人泥足深陷的爱情”――程对段的同性恋情结，都为电影提供了足够的戏剧张力。但如果只把《霸》的立意局限于情感层面，而没看到影片所叙述的中国上世纪五十余年历史的沧桑巨变，难免导致我们对该片肤浅、片面的理解。片中两个男人的恩怨、悲欢、聚散、荣辱都和中国近代跌宕起伏的历史联系在一起。程与段的感情缠绕不过是导演手中的一面镜子，目的是映照出陈凯歌心中中国的历史沧桑。从民国初年、经军阀混战到抗战胜利，从解放军进城、戏曲改革、文化大革命直至文革结束，段、程虽然一直在舞台上演绎着缠绵悱恻的人生，扮演着决定历史、创造历史的“英雄佳人”，但实际上他们只是历史的看客和旁观者，丝毫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他们为“封建余孽”张公公演戏、为飞扬跋扈的国民党伤兵演戏、为纪律严明的解放军演戏，程蝶衣甚至为侵华日军粉墨登场。他们只是历史车轮下的草芥，甚至连草芥都不是，只是“历史”这一巨大“存在”的“玩物”。“滚滚长江东逝水”，多少显赫的人物、组织、势力在时间长河里匆匆而过。一呼百应的张公公、狡诈糜烂的袁公子、不可一世的日本人、凶神恶煞的国民党、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一一在历史舞台上表演一番后都成为过眼烟云。“戏子”程蝶衣一厢情愿的感情、“从一而终”的愿望以及他的自恋、倔强、任性、颓废甚至放纵和对自身身份认识的倒错等等，在深深打动观众的同时，更重要的是被导演用来加重历史荒诞感的工具和砝码。然而，能够折桂戛纳，《霸》的思想意义只止于历史的思考吗?纵观陈凯歌的电影，他对诸如生存、情感、死亡等人生终极问题充满阐释兴趣，挥之不去的悲剧宿命意味几乎浸透在他的每部影片中。该片通过两位主角人生、命运的曲折展现对人的生存理想与现实存在着的永恒矛盾做了哲理的探索与阐释：段想在京剧艺术与现实生活之间取得完美平衡，极尽可能的尽为人夫、为人兄之职责与义务，但是严酷的现实环境一步步剥夺了他作为“霸王”的尊严与自我，最终兄死妻亡，孑然一身；程将京剧舞台错认为自己的生存空间，将虞姬错认为自己的真实身份，追求着现实生活中不可能有的真与美，死于舞台是他求之不得却又无可奈何的艺术宿命。历史本身是曲折蹒跚的，而环境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