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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重证据法”演绎下的楚辞研究 　　青年楚辞学者吴广平先生所撰的《楚辞全解》新近由岳麓书社作为“古典名著标准读本”丛书之一出版了。这是一部屈原、宋玉全集校注汇评本。书中除收录了传世《楚辞》所收屈原和宋玉的全部作品外，还补录了其他传世文献中所收的署名宋玉的全部作品（包括伪作）以及银雀山出土的宋玉赋佚篇。全书收录的屈原作品有《离骚》、《九歌》（11篇）、《天问》、《九章》（9篇）、《远游》、《卜居》、《渔父》、《大招》，宋玉作品有《九辩》、《招魂》、《风赋》、《高唐赋》、《神女赋》、《登徒子好色赋》、《笛赋》、《大言赋》、《小言赋》、《讽赋》、《钓赋》、《舞赋》、《微咏赋》、《御赋》、《对楚王问》、《对友人问》、《对或人问》、《高唐对》、《郢中对》、《报友人书》。另外，书末附录了有关屈原与宋玉的传记及评论资料，包括汉代司马迁《屈原列传》、刘向《屈原传》、唐代沈亚之《屈原外传》、汉代班固《离骚赞序》、王逸《楚辞章句序》、梁代刘勰《辨骚》、晋代习凿齿《宋玉传》、唐代佚名《宋玉说》、清代甘鹏云《楚大夫宋玉》、先唐佚名《宋玉集序》、明代张燮《宋大夫集序》、清代丁丙《宋玉集题跋》。全书由题解、原文、注释、韵部、译文、集评六大板块组成，撰著者在充分吸收融化古今中外学者丰富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传世的和出土的全部屈原和宋玉作品作了简明的题解，精要的校勘，详细的注释，通俗的翻译，并叙述了各篇辞赋的用韵情况，精选汇集了历代的评点资料，是一部体例新颖、视野开阔、资料富赡、创意叠出的《楚辞》读本。作者吴广平先生善于综合运用“三重证据法”（即“文献典籍”、“文物考古”、“文化人类学”三个方面的证据）来破解《楚辞》的疑难、死结与公案，《楚辞全解》一书正是“三重证据法”演绎下的楚辞研究的可喜成果。 　　善于充分利用传世文献典籍资料与证据，是《楚辞全解》的第一个重要特点。传世文献典籍是我们从事古代文史研究最基本、最重要的资料与证据。吴先生在破解《楚辞》疑难时，十分注重运用传世文献典籍资料与证据。如《九歌?国殇》“天时坠兮威灵怒”，今人多误将“威灵怒”释为“鬼神发怒”或“鬼哭神号”；但《国殇》的主旨是歌颂“鬼雄”，鬼神始终是刚强的，怎么能说“鬼哭神号”呢？吴先生据《广雅?释诂三》“怒，健也”的训诂材料，将“威灵怒”释为“神威刚强”，就通达多了。游国恩曾撰写专文主张宋玉《大言赋》、《小言赋》乃模拟晋人傅咸《小语赋》之作，几成定论。此书据《永乐大典》卷一二○四三《酒》“赐方朔牛酒”条载西汉东方朔《大言赋》，乃模拟宋玉《大言赋》之作，遂断定游氏所言乃祖孙颠倒的推论。世传宋玉《微咏赋》，明代学者杨慎、胡应麟、陈继儒、张燮均认为系南朝宋代王微《咏赋》之讹，今人多信从此说。此书据唐代陆龟蒙《自遣诗》“宋家微咏有遗音”及其旧注“宋玉有《微咏赋》”，以及明代钱希言《戏瑕》、周婴《卮林》和清代俞樾《茶香室四钞》等书的观点，乃断定宋玉确实写作有《微咏赋》。陆龟蒙、钱希言、周婴、俞樾等人关于宋玉作有《微咏赋》的言论，为上世纪以来的楚辞学者所忽视，吴先生发掘出这些诗人与学者的观点与材料，毫无疑问十分有利于学术界进一步考辩《微咏赋》的真伪。这些正是作者善于充分利用传世文献典籍资料与证据的表现。书中依靠传世文献破解屈宋作品疑难的例子很多。如据《山海经》和《本草纲目》破译《天问》中“鲮鱼”的神话原型为穿山甲，据《周礼》和《说文解字》破译《天问》中雨师“?”的神话原型为金龟子，据《广雅》和《诗经》破译《天问》中“繁鸟”的神话原型为猫头鹰，据朱熹《楚辞集注》、戴震《屈原赋注》以及王引之的观点纠正《九章?怀沙》“乱词”的错简，据清代吴楚《说文染指》和谢彦华《说文闲载》释《九辩》“块独守此无泽”的“无泽”为“芜泽”。类似例子，书中俯拾即是。 　　善于充分利用出土文物考古资料与证据，是《楚辞全解》的第二个重要特点。1925年，王国维在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编撰的讲义《古史新证》的“总论”中首次提出了著名的二重证据法。他说：“吾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种材料，我辈固得据以补正纸上之材料，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即百家不雅驯之言亦不无表示一面之事实。此二重证据法惟在今日始得为之。虽古书之未得证明者不能加以否定，而其已得证明者不能不加以肯定，可断言也。”王国维所谓纸上材料即传统的文献材料，地下材料即考古发现的新材料。所谓“二重证据法”就是用考古发现的新史料与传世的文献典籍互相释证。阅读《楚辞全解》一书，我们可以发现作者大量引用出土的甲骨、金石、简牍文献和出土的实物图像来与传世的文献典籍互相印证，显示了作者对考古发掘出土新资料的重视。如解释《大招》“小腰秀颈”中的“小腰”，作者先引述《墨子》、《荀子》、《管子》、《晏子》、《尸子》、《尹文子》、《淮南子》、《新论》等文献典籍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