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宝金匮”觅踪.docVIP

“国宝金匮”觅踪 　　2004年第8期《收藏》杂志刊发了梦泉叟《“国宝金匮直万”再现西安》的文章，并附有两枚“国宝金匮直万”的拓本，说是2003年底“西安西北部某地一农民盖房取土时挖出的”。这是自解放后首次披露关于“国宝金匮直万”钱出土的重大信息，十分引人关注。此事时隔近一年，《西安晚报》又报道了“国宝金匮直万”在西安出土的消息。随后，2005年第8期《收藏界》也在《“国宝金匮直万”身份渐明亦非孤品》一文中说：“2004年春节前后，西安出现数枚‘国宝金匮直万’，2005年春季又出现数枚，其出土地均在西安市西北郊，总数量无精确数字，约在10多枚至20多枚。据业界人士称，此次出现之泉，均为生坑品，多为残缺者”。当时，这批“国宝金匮直万”出土后，随即被全国各地的藏家所收藏，目前在西安钱币市场上已很难见其踪影。笔者出于职业的敏感，对此进行了跟踪调查。4年来，笔者曾亲自过目了这批“国宝金匮直万”完整品和残次品实物10余枚，并对个别实物进行了科学检测，现已掌握了这批“国宝金匮直万”的部分信息，今结合相关史料，谈一些认识。 　　 　　 　　一 　　 　　“国宝金匮直万”最早面世应是百年前的事，之后此钱再无出土，传世品也极少见，向为泉界视为魁首奇珍。其近乎神化般的传奇经历，颇具神秘色彩；其是非争论，更是见仁见智，莫衷一是；此钱可谓历经百年沧桑，至今仍为泉界称道。 　　翁树培《古泉汇考》中刘燕庭附注日：“道光戊申冬日，鲍子年孝廉自青门寄一拓本，文日‘国宝金匮’，篆书，甚遒劲，亦当是汉魏六朝之别品，云陕西近时出土者。逾年己酉余归京师，适苏兆年自秦中寄售陈太史寿卿，寿卿以赠余，因附记之于此”。 　　此钱仅存上部残件，拓本见于李佐贤《古泉汇》贞集无考品中，其附记日：“国宝金匮钱，面背肉好，周廓，近于西安出土，为刘燕庭所得，日国宝，似正用品，日金匮，或取珍藏之义欤。” 　　蔡季襄在1941年出版的《泉币》创刊号发表《国宝金匮“时代”与“用途”之探讨》一文中说：“古泉中有国宝金匮一品者，余虽未见其泉，闻为南林张叔驯君所藏，张君好金石精干鉴别，古泉尤所专长，此泉经其审定，其非赝品可知，此外陈君仁涛亦藏一品，据云系让自张君叔驯者，经陈君为之考证(见《东洋货币杂志》第二百十八号)断为莽铸，甚有卓见。” 　　高焕文《谈泉杂录》曰：“国宝金匮，圆泉，古泉汇载之。今余君挺生收有一品，下连方座，中有篆书‘直万’二字，制作精妙，青绿满身，背无轮廓，据云以千金购得之，真世间之尤物也。余君谓是新莽所铸，未知所本。” 　　 　　据《中国钱币》1994年第2期罗宏才《新莽“国宝金匮”钱流传、作伪及出处》一文记述：“约在民国八、九年前后，西安城西北隅杨家城(汉未央宫遗址)一带农民在耕地时发现‘国宝金匮’钱一枚，乡人不知此钱珍贵，以贱值售与跑乡收货的西安回民坊古玩小贩”。后来这枚钱经文物鉴赏收藏家阎甘园过目确认，急命其长子阎履初购回此物，数年后售与沪上大藏家余挺生，因索价千金成交引起很大轰动。为此上海《晶报》于壬戌年二月二十九日(1922年3月27日)发表了余大雄《记新莽第一宝泉》文章，文中对这枚“国宝金匮直万”钱的出处与考论甚为翔实，且介绍所得之经过更为详细：“丹翁之友阎氏，得此泉与西安，今春持以至沪，丹翁为介于寒云，寒云迟未果取。丹翁恐落于市侩之手，亟取而自有之。家君素嗜古泉，见寒云之不取，而又恐丹翁之或弃也。乃谋索请丹翁，丹翁慷慨，举以为家君寿，家君亦以千金为丹翁报焉”。后又据张纲伯披露：“余挺生旧藏后让叔驯，计直二千金。”由此看来，此品最后归宿为泉界大藏家张叔驯所得，抗日战争时期随主人远走他乡，不知所归。据传，西安出土的另外一枚，先是由英国人纽满(E.A.Newman)所得，后让与张纲伯，再后归上海收藏大家陈仁涛。此泉完整无缺，品相上佳，后随陈流入香港。解放后经张纲伯周旋，国家出高价购回，现藏中国国家博物馆(原中国历史博物馆)。这枚精品是国内目前唯一公开展出的，且被文博界和收藏界视为珍贵的孤品(图1)。 　　陈直先生所著《西汉经济史料论丛》中记载：“国宝金匮直万(扬州张氏藏)”。《泉币》第7期张纲伯《国宝金匮直万泉》一文中，有“世仅二品”之句，使后人皆以此为信。加上《古钱汇考》中刘燕庭附注所说的“半枚”，就构成了流传半个多世纪的存世“两枚半”之说。 　　 　　二 　　 　　对于“国宝金匮直万”钱的性质、用途，历来泉界争论颇多，但对其出处、流传及作伪等事，却鲜见提及。蔡季襄在《泉币》创刊号上发文阐明了此币属莽钱，始铸于推行“宝货制”之前。在此文发表之前，陈仁涛先生就其藏品已考证过，并“定为新莽初期所铸”。68年后的今天，我在博物馆亲眼鉴赏了西安出土的这枚“国宝金匮直万”钱，其外观特征、铸造工艺、文字特点及内涵，唯新莽时期的铸币莫属。同时，也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