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国有企业家的价值说几句话.docVIP

在经济增长和企业家精神这一研究领域，笔者一直坚持的核心逻辑是：长期、高效、可持续的经济增长，更依赖于“熊彼特式增长”而不是“凯恩斯式增长”，也就是更依赖于从供给角度，发扬企业家创新精神，以优化的产品和服务吸引消费者的增长，而不是从需求角度，依靠政府刺激去拉动的增长。 　　因此，推动经济增长的主体，不是政府，而是在不断深化的劳动分工中运用知识的企业家。经济增长的经济学，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企业家发现经济学。 　　基于这样的逻辑，笔者高度推崇企业家精神，并且认为，企业家的人力资本价值应当得到充分尊重和体现。 　　在今天的中国，这一逻辑，在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那里，都已不是问题。例如，你可以随意选择十个投资界人士，问他们投资和投人的关系，他们无一例外都会告诉你，被投企业是否拥有合适的、负责的、具有创新能力的领导人(企业家)，是他们投资时的重要考虑因素，有时甚至是第一考虑。 　　然而，在国有企业的领导人那里，问题似乎变得复杂了。 　　“凭什么要给他们股权？” 　　从社会的角度，大多数舆论认为，国有企业都是靠政府扶持、垄断、给予特殊政策而存在的，其利润都是“垄断利润”、“补贴性利润”，国有企业的领导人不是如诺斯所说“承担风险与不确定性”的真正的企业家，因此不应像民企经理人那样，有机会得到企业的股权，分享企业的剩余价值。其高薪也应该被限制。 　　从国有企业的出资人和监管者的角度，从笔者的接触看，他们似乎也认为，他们派到国企任职的领导人与其说是企业家，毋宁说是官员。不久前，笔者和沿海一个著名港口城市的国资委主任交流，他就表示，国企领导其实是官员，派谁去都差不多，“凭什么要给他们股权？”该市一家国企最近上市，之前该企业的高管层间接持有企业少量股份，这次也都清退得干干净净。 　　在这样一种认识下，从总体上说，国企领导人不被认为是企业家，不被认为应该得到类似民企和外企领导人的那些激励。他们的付出再多，贡献再大，似乎都是应有的觉悟，似乎谁干都一样，一旦退休，除了几千块钱的退休工资，从经济角度看，他们和企业的发展再无关系。 　　最近，笔者和几位退休的国企领导人进行了一些交流，深感国企领导人中也有带有稀缺性质的企业家；他们在与不在企业领导岗位上，企业的绩效确实不一样；而现有的国企体制，对他们的价值认定存在很多问题，值得商榷。 　　“带着镣铐跳舞” 　　这里的核心是一个认识问题，国有企业存在不存在企业家？ 　　笔者的观点是，凡是在那些充分竞争的市场上具有自生能力(Viability)的国有企业，其领导人大都是企业家。即使是带有一定垄断性质的国企，也不能完全排除其领导人的企业家才能(例如，在考核压力和对标国际企业的压力下，也存在不断创新的要求). 　　所谓自生能力，按照林毅夫教授的定义，是指“在一个开放、竞争的市场中，只要有着正常的管理，就可以预期这个企业在没有政府或其他外力的扶持或保护的情况下，获得市场上可以接受的正常利润率”。 　　而按照企业家理论，企业家不是一种职务，而是指“开创一个新生意并承担其风险的人”、“做新的事情或用新的方式做已经存在的事情”的人(创办企业的创业家)，同时也指经营管理企业的职业化的领导人(管理企业的“专门家”)。钱德勒(Chandler，1977)从企业史角度论证了现代企业发展依赖于职业经理阶层的出现，承担管理协调职能的“看得见的手”比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能够更有效地促进经济发展。从20世纪早期通用汽车的小艾尔弗雷德·斯隆到20世纪后期达到经理人声誉顶峰的通用电气的杰克·韦尔奇，都是这类企业家的代表。 　　从企业家特质角度的研究还表明，企业家不仅是一种身份，更是一种职能和状态，如创新、承担风险和不确定性、把握利润机会，等等。 　　笔者承认，民营企业由于不靠天不靠地，天然地具有自生能力，因此是培养企业家的摇篮；但是，我们也要看到，中国的地方国有企业大部分都身处竞争性行业之中，如啤酒业的青岛、珠江、燕京，彩电领域的TCL、长虹、海信，等等。即使是备受争议的央企，也有不少处在竞争的红海之中，如中国建筑、中粮、振华港机、蓝星清洗等等。还有一些领域，例如媒体，基本是国有控制，但市场化竞争也很残酷。 　　而只要存在市场化竞争，就需要不断创新与超越，就必然催生企业家才能。以笔者的观察，那些称得上企业家的国有企业领导人，其付出与敬业程度并不逊色于私有企业主。在某种意义上，往往是“带着镣铐跳舞”的他们的奋斗历程更加可歌可泣。他们有企业家的创新才能，又有事业家的责任感和主人翁意识，还要有在体制内平衡各种关系的耐心和韧性，吃的是草，挤出来的是牛奶，得到的更多是精神安慰和自我实现的满足感。 　　领先性增长与企业家回报 　　笔者不太理解的是，作为国企出资人的政府，很少从企业家角度看待国企领导人的价值，反而是不少参与国企改制的民企和投资家们更为看重国企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