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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的机锋转语 尽管孟子说（魏）梁襄王“望之不似人君”，但是照这段《孟子》记述的文字 来讲，其中含有中国传统文化上政治哲学两个大道理，必须特别留意，不可只为了 一句“不似人君”的评语，就轻轻地盖过去，认为孟子对梁襄王的问题，并没有用 心去答复。其实他说梁襄王“不似人君”是一回事，他以诚恳的教化对人，又是一 回事。 第一个问题，当然就是梁襄王提出的“天下恶乎定”，这个定天下的问题。他 问的是如何“定”天下，并不是说如何“安”天下。就中文的含义来讲，这一个 “定”字与“安”字，用在这里，就大有分别了。如照曾子所著《大学》一书的观 念来讲，“定而后能安”，也是有它程序上不同之差别。 我们只要了解了前面梁惠王所说，他自己国家的处境，和他个人心理上的烦闷， 便可知道梁襄王父子当时在战国互相吞并局势上的困难和不安。再看一看《战国策》 上所记载苏秦说梁襄王的一段，对于魏国当时情势上的分析，便可知道梁襄王问孟 子的“天下恶乎定”的问话，并没有错。错只错在他问孟子这个问题时的诚心和态 度而已。 我们大家都很欣赏《三国演义》上所描写刘备三顾茅庐问计于诸葛亮的一幕， 此景此情，也正是梁襄王当时的写照。只是刘玄德冒着寒风大雪，三顾诸葛先生的 茅庐之中，他所表现的诚恳和谦卑，首先便具备了一副“君人之度”、“有容德乃 大”的卓越风范，不得不使那高卧隆中的诸葛孔明，为了感遇知己，而为他破格出 仕了。 梁襄王所问的如何能定天下，这正是周秦以后千余年来，生当乱世，每一个具 有武力，具有野心者的初心动机，也就是所谓霸业思想的原动力。天下一定，便可 化家为国，“四海之内，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巨。”家天下的威权，便从 此建立。刘邦做了皇帝以后问他的父亲，我挣的财产比哥哥多吧？李世民要起义， 他的父亲李渊对他说，希望你这一举，便能“化家为国”。这些观念，也都是由一 个“定天下”的观念而来。 孟子深深知道这种心理的错误，所以他不从如何“定天下”的霸业思想上去答 复梁襄王的问题。他要从王道的思想上去诱导梁襄王行仁政开始。所以从表面看来， 便大有牛头不对马嘴，所问非所答的味道，自然就不能投当时人主们的喜好了。由 于古文写作，重在浓缩简化，对此要点语焉不详。因此我们在此加以申论，才能把 孟子弘扬传统王道学术思想的精神，更明显地表达出来。 第二个问题，便是孟子所提出天下“定于一”的重心。孟子只是说天下定于一， 并没有说只靠一人来定，或者说定在哪一个“一”上。这句话看来真是相当含糊， 因此也难怪梁襄王为之茫然，于是颠倒了它的逻辑，跟着便问：“孰能一之？”哪 一个人才能一定呢？因此，孟子只好将错就错，他知道这位“望之不似人君”的梁 襄王很难懂得这个高深的政治哲学，于是把它向当时时代病，极其需要的一剂消炎 药上去引导，希望他施行仁政，所以就说，“不嗜杀人者能一之”。其实，天下真 正好杀人的并不多。不敢杀人，与不好杀人的人很多。难道那些不好杀人的便都能 统一天下吗？这个道理，上面已经约略讲过，不必重复讨论。 如果要认真讲来，古文写作的文法和逻辑，实在是很认真的。只是古今文法运 用不同，就显出它的逻辑也有点矛盾。尤其古代由于印刷不发达，所以古文尽量要 求文句简练，一个字往往代表了一个观念，含意又深又多，于是后世就难得读懂了。 例如宋代欧阳修奉命修《唐史》的时候，有一天，他和那些助理的翰林学士们， 出外散步，看到一匹马在狂奔，踩死路上一条狗。欧阳修想试一试他们写史稿作文 章的手法，于是请大家以眼前的事，写出一个提要——大标题。有一个说：“有犬 卧于通衢，逸马蹄而杀之。”有一个说：“马逸于街衢，卧犬遭之而毙。”欧阳修 说，照这样作文写一部历史，恐怕要写一万本也写不完。他们就问欧阳修，那么你 准备怎么写？欧阳修说：“逸马杀犬于道”六个字就清楚了。这便是古今文字不同 的一例，再看第一个人的文句，就好像明代一般文字的句法。第二人的，好像宋代 的句法。其实，时代愈向后来，思想愈繁复，文字的运用也就愈多了。 定于一 如孟子这一段中，一句“定于一”的答词，非常有趣，而且内涵深远，是对中 国政治哲学的至高原则而言，既不是指一个人，或一件事，更不是说某一种方法， 当然也不是光指仁或义。因为仁和义，也只是政治行为之一，是实施一种政治思想 的高度道德行为而已。所以“不嗜杀人”，也是针对当时好作乱好杀伐的政治风气， 一种高度道德性的政治行为。在战国当时，或任何一个混乱的时代中，这是值得天 下归心的作为。如果以现代民主思想的眼光来看，那是不必说的当然道理。除非好 杀成性的暴力主义者，或是今天国际政治上闹笑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