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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通讯写活小人物的方法 写作是一种交往的形式和手段，每一次具体写作都是要把写作者的思想情感、观点态度、理解感受等告诉他人，也希望从读者的阅读反馈中获得认同。可以说，交往、交流、交际是写作的根本目的，也是写作的本质内涵。为了达到写作有效交往的目的，写作过程中必须要时时考虑到读者对象。所谓读者意识，就是指进入写作行为的人自觉确立阅读对象的意识。对于写作者而言，这种确立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首先确立读者群体，即确立诸如读者的职业、文化程度、接受能力、年龄、性别等，解决“写给谁”的问题；其次，确立读者在阅读过程中的实际心理反应，解决“如何写”的问题。在整个写作活动中，读者不仅参与并推动着写作活动的进行，也是文章价值的实现者。从作家创作的角度而言，“读者意识”是作家创作时所预想的社会反映，它是影响作家创作的重要因素。一个时期以来，在写作界，无论是理论研究亦或是写作实践，比较注重“写什么”和“怎么写”，却忽视了“为谁写”。这样的状况，造成的一个严重后果就是，写作越来越演变成私人化的“独语”，写作的“小众化”倾向呈现强势的劲头，失去了与大众沟通的可能。一、“读者意识”写作观溯源“音为知者珍，书为识者传。”中国古代诗论一向特别重视读者的地位和作用，并清醒地认识到作品能否引发美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审美接受主体。其中“空纳万境，白多余韵”的空白意识，“知音如不赏，归卧故山秋”的知音意识，“入乎其内，出乎其外”的自得意识，构成了颇具中国特色的审美接受意蕴。刘勰说“书亦国华，玩绎方美。”作家创作出“国华”式的作品，其作品的美感由潜在的可能转化为现实，还必须经过读者的“玩绎”，才能真正升华为美感效应。中国古代诗论家常说的“尽而有余，久而更新” “咀嚼有余味，百过良未足”“三分诗，七分读”等等，都是对接受主体审美感受和领悟的形象描述。同样，我国古代文论家认为，为文要“尚简、尚雅、尚俗、尚质、尚文、尚谐、尚直、尚婉、尚淡、尚平、尚奇”。这实际上是从读者接受的角度，对读者意识理论的系统概括。曹丕在《典论·论文》中说：“夫文本同而末异。盖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意思是说，文章本质相同而枝节有所差异，大概奏议应该文雅，书论应该说理，铭诔注重朴实，诗赋追求华丽。不同文体的不同写作要求，实际上也是着眼于阅读群体而要求的。从春秋时代“赋诗言志”，到春秋末年的“教诗明志”，再到战国时代孟子的“以意逆志”，从无文本观念到有文本观念，以此形成了儒家的诗教传统。诗歌创作要“言志”，要担负教化的使命，则不能不考虑它的受众。论及语言的传播，孔子提出了三个层次的要求：为文之道，首先是“辞达而已”。“辞达”即意显，意思是说：文辞要能够确切地表达意思，要考虑读者能否接受。其次是“言而无文，行而不远。”“有文采”就能为更多的读者所接受，就能传播久远。最高层次是“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要避免粗野与浮华，只有把文采和质朴匀称均衡地结合起来，那才称得上大雅君子。三个层次的要求，无一不是站在受众的角度谈论的。写作“尚实”，对于“辞达而已”，汉代人的解释是：“凡事莫过于实，辞达则足矣，不烦文艳之辞。”宋代人的解释是：“辞取达意而止，不以富丽为工。”这就是说语句要尽可能去粉饰而尚本色。朴实之美历来倍受人们的推崇：庄子认为文章“素朴而天下莫能与之争美”。薛贾也强调，文章的语言“宁拙毋巧，宁精毋弱，宁僻毋俗”（《一瓢诗话》）。写作“尚简”，中国传统写作理论历来重视语言的简洁、精美，主张“文以辨洁为能，不以繁缛为巧”（《文心雕龙·议对》），“言简意深，一语胜人千百。”（赵翼《瓯北诗话》），“意则期多，字唯求少。”（李渔《闲情偶寄》）强调“篇中不可有冗章，章中不可有冗句，句中不可有冗字”（吴讷《文章辨体序说》），甚至认为“简为文章尽境”（刘大櫆《论文偶记》），把文辞的简洁看作语言运用的最高境界。清代刘大櫆说：“凡文笔老则简，意真则简，辞切则简，理当则简，味淡则简，气蕴则简，品贵则简，神远而含藏不尽则简，故简为文章尽境。”这充分说明了语言简练的根本途径。写作“尚质”，东汉王充提出“口务在明言，笔务在露文。”要求写作“言无不可晓，指无不可睹。观读之者，晓然若盲之开目。”提出了“形露易观”“显文露书”的观点，体现了很强的传达意识。他还提出要根据读者才智的高低写出不同的文章。为吸引读者的注意，他认为，为文要“新颖违诡于俗”，要以“独是之语” “感人之书”感染读者。写作“尚雅”， 刘勰认为，要“为情造文”“情动于中而发之于文”，为情要“约而写真”“繁采寡情味之必厌”。这是从以情动人的角度来谈的。明代李贽则认为，为文要倡导“童心”。他说：“若失却童心，便失却真心，失却真心，便失却真人。”以“纯”“真”感人，显然也是从读者接受的角度思考问题的。二、写作者要研究并把握读者的心理不同的读者，年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