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归民族　植根民间.docVIP

回归民族　植根民间 　　在山歌里泡大的彝族作家纳张元，新近出版了文学作品专集《走出寓言》。作为彝族作家，纳张元一方面用娴熟、纯正的汉语写作，一方面也在不断地寻找突破，在语言上找到自己的个性。从《走出寓言》，我们可以深切地体会到纳张元在“汉化”的同时也在回归。 　　尽管纳张元从小受到汉文化的薰陶，但是，由于他从小就在古朴苍凉的民歌中泡大，他的所有作品几乎都打上了“诗”的烙印。对偶一般整齐的句式，古老的彝族韵文，如诗如歌，充满了强烈的节奏感，富有民族民间说唱文学的韵味。 　　纳张元在多年的创作实践中，逐渐将民族民间文学中讲故事的语言表达方式有机地融合进他的文学创作中，更加突出了他的创作个性。这些民间故事式口语化的短句子的运用，增强了其作品的表达节奏，使激越的情感呈现出跳跃性，在较多的停顿中构成急速、滞重和跳动等不同节奏，更加制造出紧张而扣人心弦的气氛，给人以拳打镇关西式的兴奋和痛快。 　　祖爷把箭壶准备好，又去取挂在墙上的弩，祖爷的弩是特制的：红椿作梁、芒竹作弓，鹿筋作弦，非有三百斤的力气不能拉动，就在祖爷伸手去取弩的时候，又一件令他烦躁不安心烦意乱的事情发生了，在他的弩上缠着一条红底板起白花的秤杆蛇，看到祖爷的手，它竟毫不相让昂起头发出咝咝的抗议声，祖爷骂了声：日你娘，畜生！操起烧火棍劈头盖脸地把蛇打落在地上，这畜生胆大包天竟要复仇，伏在地上一吸一吸地运气，眼看着越来越扁作势要飞起来的样子，祖爷无名火起，一个健步上前闪电般捏住蛇的七寸，顺势一甩蛇就进了百年火塘，好不容易运上来的那口气早已荡然无存，蛇恢复了先前的模样，在火塘里翻鳅打滚痛苦地扭曲挣扎，又倏然伸直坚挺地勃起，“嘣！”地一声，爆出两排蜈蚣脚来，见龙莫见角，见蛇莫见脚，这狗日的畜生，咋偏偏把两排脚显摆给我？祖爷瞪着一双牛卵子眼睛傻傻地呆在那里，就连蛇被烧焦后逼人的恶臭味也昏然不觉。 　　――《走出寓言》 　　寥寥数语，不仅活现了人物的身份地位，也将人物的急躁、鲁莽、倔强等性格特征勾勒得一览无余。在铿锵的语言节奏中，每一个细节、每一个动作是如此地连贯而干净利落，使欣赏者的心情也随着那掷地有声的节奏时而紧张，时而舒缓。这样的文字，不仅体现出了纳张元对民间故事表达方式的谙熟，更重要的是他将这些快节奏的短句有机地结合进千里彝山那慢节奏的生活中，用语言表达的快与生活节拍的慢形成极大反差，在这种反差中来显现作品的艺术审美价值，体现作者的审美感受。从艺术语言的角度来说，这种反差越大，外化着的情感信息越丰富，内涵观念越深刻，思想越复杂，留给欣赏者的艺术想象空间也越广阔。 　　纳张元深知，一个优秀的作家，要使其作品更富有个性并拥有更旺盛的生命力，在创作实践中仅只有回归是远远不够的，他还必须超越。纳张元在述说彝乡山水、人情、风俗时，不是简单地再现，而是致力于文化的反思，他称自己是古寨的孽种，他“毫不掩饰地把古寨人写得一丝不挂，把家族的先人写得一塌糊涂的真实，他将前所未有史无前例毫无顾忌地亵渎古寨的大小神灵。”在许多评论家那里，纳张元是一个叛逆者。事实上，爱之愈深恨之愈切。纳张元挚爱着他的民族，他只有通过对民族文化的超越，从另一个高度审视他的民族，用最尖刻、最无情的语言，把他的民族文化中最落后的、最愚昧的、最野蛮的东西撕破，使之暴露于灿烂阳光之下。他的这种撕扯越真实越深刻越不留情，他对自己民族的眷恋和同情越深沉越执拗。我不能确定纳张元的作品是现实主义抑或魔幻现实主义，但可以肯定地说，他的语言已超越了作品本身所负载的信息，它已成为介入文明与愚顽、传统与进步、贫穷与落后、过去与现在、现在与未来之间的变异符号，成为作者化解守望“本真”与接纳外来文化之间矛盾冲突与身心异位所带来的内心痛苦的唯一通道。 　　纳张元独特的语言个性远不在于他回归传统民族民间文学的表达形式，在纳张元的作品中，一方面整齐的句式、强烈的节奏感、诗一般的音乐性，有力证明着其语言回归传统的民族民间文学，回归着民族文化；另一方面他也在这些传统的民族民间语言表达形式中间不动声色地揉入一些四字短语排列的现代表达方式，这显现出他的现代意识。四字短语的排列，在增强其作品语言表达的节奏和现代意味的同时，也大大增强了其作品语言的张力和弹性，表现出作家在立足于创作语言回归的同时也注意借鉴先进的表达方式，通过不同的语言表达方式的对比，着力凸显作品中所表现出来的本土化特征，达到作家追求语言个性化、独创性的目标。 　　“城市不是我的家，我的民族造就了我一副土头土脑的农民模样，我固执的农民脾气与这座城市格格不入”，“我已成了这个经常刮大风的城市里的一棵歪脖子树，一种怪异的人文风景。”（《城市情怀》）这是作家无法忍受现代文明对人类生存方式和生活内容的异化和摧残的内心独白，它写出了作家精神的孤独、矛盾与痛苦，于是作家在其作品中艺术地揭示着千里彝